内容摘要

基于中国政治传播实践和经验智慧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已历四十载。从发展历程和学术脉络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历经“孕育”“开显”“成型”“突破”四个阶段，早期政治宣传研究、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和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三种学理和理路不断叠加和转换。从研究议题来看，中国政治传播的问题域由当代政治传播、历史上的政治传播两大向度与理论、实践、媒介和制度四大主题组合，形成了多元复合的研究架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已经初步形成自觉的研究意识、独立的研究对象、独具特色的研究进路和专业的研究方法，具备了理论学科的基础与潜质。可预见，下一步将通过研究意识转换、研究进路整合、轴心理论提升、学术共识凝练、研究方法创新、研究对象聚焦，从“视界融合”迈向“学科建制”，一种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的新形态政治传播学将应运而生。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突飞猛进，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成为人类政治文明体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与其匹配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实践也不断向世界展现“中国经验”和“中国贡献”，极大丰富了世界的政治传播图景。至今，基于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经验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已近四十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值此四十年之际，细密梳理和整合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勾画其总体学术态势，探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未来发展路向，既具理论价值，也具现实意义。本文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看作知识生产的过程，通过勾勒其学术脉络和研究态势，尝试厘清和回答三个问题：一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实践和经验智慧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是何以形成的，它如何在同一层次上与以“政治竞选”和“媒体独立”为基石的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对话；二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是否已经为“新形态的政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建构打下扎实的研究基础；三是如何才能将基于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政治传播智慧，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形态，融入“新形态政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

需要申明的是，为了更加准确回应以上三大问题，本文中的“中国”具有主体和对象的双重规定性，指中国学者以中国政治传播实践和经验为研究对象展开的研究；“政治传播”这个核心范畴，采用“特定政治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这一影响广泛的内涵界定。

一、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脉溯源与基本历程

理论上讲，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主要围绕“政治竞选”的议题设置而展开，很大程度上关注“媒体的专业化操弄”。与之相较，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基本对象、概念范畴、重点议题和主要范式均有所区别。这既源于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独特性，亦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就从考察不同的知识谱系对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影响开始。在对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阶段划分中，多数学者都将台湾学者祝基滢所著的《政治传播学》的出版年份——1983年，作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开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笼统地使用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40年”这样的表述。但在具体探索其“源头”的时候，由于本文聚焦于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现实而展开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故不妨在此基础上，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脉”延长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把1949至1983年这一段作为“史前史”，划入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时间轴，以更加细密地溯源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脉络，完整地描绘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基本历程。

1. “孕育”阶段（1949—1982）：宣传研究和政治新闻研究的传统

据学者考证，“梁启超在1896年就已经开启政治新闻学（从政治角度观察新闻传媒作用）的传统。之后，这种论述传统被中国各政党运用来服务政治斗争”。1936年林语堂也用英文写作出版了《中国新闻舆论史》，探讨舆论与权力的关系演变。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宣传部门就曾要求“从政治出发研究新闻学”。显然，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形成了从政治角度观察新闻传媒作用的研究传统，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宣传研究传统。这些研究传统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直接相关，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重要的学术渊源，无论在研究路径还是在研究内容上，新时代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都深受其影响。从研究成果来看，新中国成立后，与中国政治传播相关的研究其实已经悄然出现，只不过它是以政治新闻研究或者宣传研究的面貌示人，从事研究的也多是新闻学背景的学者或者新闻从业者。20世纪50年代，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就发表过《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的宣传活动》《历代封建王朝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迫害》 等文章，其关注的农民起义军宣传、言论管制等话题都是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70年代，台湾学者朱传誉针对中国古代和民国初期的言论自由、学生运动、书籍出版等现象进行了系统探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规律总结的成果。总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研究总体上以宣传汇编资料为主，学理性比较薄弱。改革开放初期，学界开始真正对我国政治宣传、新闻真实性等问题展开学理性探讨。1982年王忠发表的《论宣传》一文，对宣传的污名化现象进行了辩驳，直接提出“宣传是一种客观现象，是政党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的论断，这是较早从学理上对宣传进行讨论的文章。综上，这一阶段与政治传播主题相关的研究已经开始零星出现，政治新闻研究和宣传研究的传统，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孕育了学养，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虽不能被正式纳入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阶段划分，但其所传留的学术传统、所关注的重要议题，至今仍影响着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虽然看起来有点缺乏“中国政治传播”自觉建构意识的“混沌”性，但也是理解中国政治传播发展态势不可忽略的前提。

2. “开显”阶段（1983-2010）：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引介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力量的积蓄

1983年，我国台湾学者祝基滢所著《政治传播学》 正式出版，至此，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进入“开显”阶段。在该阶段，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作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支撑学科的政治学、传播学以及新闻学等，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各自专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开始实现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领域因而逐渐显现；另一方面，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开始被引介到中国，“政治传播”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和研究领域，逐渐为中国学者所熟悉和重视，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不断的积蓄。从研究成果来看，这一阶段研究数量大幅度上升，研究的学理性和专业性增强，研究主题和路径也逐步丰富多样。相关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延续上一阶段，在宣传研究和政治新闻研究的范畴下，使用宣传、政治宣传等概念进行政治传播相关主题的讨论。其中以李良荣主编的《宣传学导论》 和刘李胜等主编的《政治宣传学》最具代表性。这些著作将党在宣传实践中的经验进行抽象和总结，对宣传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特殊作用、社会舆论、政党宣传等问题展开了系统性、学理性的探讨。

二是直接使用“政治传播”这一概念对我国的政治传播实践进行探析，这类研究涉及的研究主题和路径较为广泛。首先，涌现出很多关于政治传播的基础性译介和综述性研究，一时间成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主旋律，如邵培仁所著《政治传播学》。这类研究在分析政治传播的基础理论框架后，往往会对中国政治传播现实进行观照。我国台湾学者所著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政治传播与沟通》和《政治传播与新闻体制》等书的后半部分，都关涉台湾地区的政治传播实践。与之相似，2005年在大陆出版的两本政治传播著作《政治传播学概论》 与《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也均专门辟出章节就中国政治传播实践展开讨论。此外，还出现了专门以中国古代政治传播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其次，开始出现直接聚焦于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研究。其中，基于中国情景探讨中国政治传播问题，试图厘清其与西方政治传播差异的研究也开始初露头角，如《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传播主体意识研究》《去科层化：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功能再考察》 等。

三是与政治传播研究直接相关但又未运用政治传播概念的研究，如舆论研究、民意研究、新闻社会学研究等。改革开放之后，伴随西方舆论研究的引介，这类研究也开始逐渐受到学者关注并发展起来。前期的舆论研究，主要包括对我国政治舆论观念、舆论实践以及舆论态势的分析。后期的研究开始聚焦于网络政治舆论的形成、监督和监管等问题。此外，还有学者提出社会协商、舆论监督、民意调查都是新闻社会学中的重要议题。这类研究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进一步夯实了研究基础。综上，该阶段是学科专业化和融合化的大变革时代，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使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进入“开显”阶段，不仅逐渐被学界关注，成为一个公认的研究领域，还涌现出很多相关研究。纵观这些研究，有以下两个基本特点：第一，总体上还是在西方政治传播理论框架下对中国现象进行阐释和评价。即使出现了基于中国情景和中国经验的研究，但数量也并不多，且流于表面的观察，尚没有契合中国实际的政治传播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层面的自觉建构意识。第二，因为缺乏基本的理论架构和范畴归纳抽象，这一阶段的研究整体上呈现出散乱的状态，不同学科的学者，都从各自学科立场和问题意识出发，运用本学科既有研究路径探究我国的政治传播实践，学科壁垒、学科边界乃至学科偏见使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传播理论形态缺乏主干主脉。

3. “成型”阶段（2011—2021）：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的繁荣

2011年，国内第一个以“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命名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立项。以此为标志，以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为独立研究对象，并旨在从中提炼出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传播命题和理论，着力在同一层次上与西方学界进行对话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正式启动。在该阶段，多数学者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既不能完全照搬和运用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和框架，也不能仅仅延续传统的政治新闻学和宣传研究路径，而是需要秉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分别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和传统政治新闻学、宣传研究、舆论研究中汲取养分，并依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实践和经验，从政治学和传播学“视界融合”的高度出发，展开自主性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其中，《政治传播活动论》《中国政治传播策论》等系列成果，从历史演进、轴心边界、基本形态、媒介体制、话语仪式和提升路径等诸多方面, 初步建构起“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体系”。还有学者尝试通过系列研究，突破“西方—去西方”二元对立的现实路径，以“政治传播行省化”的视域，探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理论创新的可能性，认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应该在新一轮的‘范式革命’中完成‘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转型”。除宏观理论架构之外，这一阶段中微观层次的研究成果也全面开花，既有对中国政治传播主体、受众、体制、内容、话语、媒介以及历史发展等要素的具体分析=，也有对新媒体、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新兴传播技术和媒介所引发的中国政治传播形态、秩序及效能转变等话题的考察，如《微观政治传播论纲》《新媒介技术下中国政治传播的改变及应对》。综上，该阶段掀起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高潮，不仅研究数量激增，研究议题也愈来愈丰富和系统化。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阶段形成了具有自觉的政治传播研究意识，以中国政治传播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旨在打造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这一路向，既非狭隘片面地建立与西方相对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亦非完全延续政治新闻和宣传研究的旧有理念和范式，而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独立化、现代化、专业化的重要表现。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通过这一阶段的加速，基本完成了“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本范畴、主要命题、主要论断、核心学理的学术论证，以“活动论”为学理框架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已经基本成型@，比较醒目地矗立在世界政治传播理论的丛林之中。

4. “突破”阶段（2022—）：新形态政治传播学的构建

人类社会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承的最高形态是各种“学”，被人们归纳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科学体系就是这种学的规范和浓缩。人类创造的“理论”可以是千重万众，但成为“学科”的却是丛中之花。任何“理论”，从“理论”到“学科”都是一种艰难的学术飞跃和理论升华。就此而言，中国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经过孕育、开显、成型，前进的方向已然明晰——从“理论”迈向“学科”。2022年初，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2年度课题指南》，其中赫然出现“政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内容构成和研究方法研究”这一选题方向。这标志着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实现新的突破的时机已经来临，意味着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迈上了建构新时代、新形态的“政治传播学”的新征程。我们预判，在未来较长时间段内，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将持续处于“冲刺突破”阶段。一方面，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将继续在“视界融合”的境界中向纵深发展，围绕中国政治传播理念、实践与经验，从不同维度和层面深耕细作，致力于展现政治传播研究的中国品质；另一方面，将有意识地进行“学科建制”，从理论、范式、方法、视角和话语等多方面打造出基于中国经验又超越中国经验的新形态的政治传播学。

综上，对政治传播知识谱系的回溯，不仅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新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独特性、交融性和复杂性，也能让我们更加准确地预判其发展方向。总体来看，作为政治学、传播学、新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既是“科学化”的过程，即从延续宣传研究、政治新闻学研究传统、学习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发展至自主创新，逐渐实现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独立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应是“学科化”的过程，即从零散研究发展至“视界融合”，并朝向更加专业、规范的“学科建制”方向发展的过程。

二、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主题分布与热点追踪

作为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问题域”十分广泛。为了全面而有逻辑地进行评析，本文尝试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放置在以时间为纵轴、以主题为横轴的坐标系中（如图2）。首先，在时间逻辑上，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议题划分为当代政治传播研究和政治传播的历史向度研究（包括古代和近代）两类。其次，在主题逻辑上，将政治传播研究划分为中国政治传播理论、实践、媒介和制度研究四类。最后，将时间逻辑和主题逻辑相组合，以此来涵盖现有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问题域，其中具体的节点表示相应的研究议题。表1进一步明晰了八类议题所包含的各种重要话题。

1. 对中国政治传播理论的构建

伴随西方经验的部分失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反思西方舶来之品、建构中国特色的理论意识越发强烈。政治传播研究领域亦是如此。政治传播的经典理论，多是西方政治和传播发展的产物，特别是受到美国政治传播研究的主导，无法解释被视为“政治宣传”的中国的政治传播经验。为改变这一境况，目前中国政治传播学界主要从两大方向发力：一是依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实践发展，对中国情境下的政治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展开深入探讨；二是从中国政治传播的历史向度着眼，通过阐释和反思历史上的政治传播观念和实践，从中提炼出政治传播的中国命题，建构政治传播的中国理论。

第一，有学者专注于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宏观建构，围绕中国政治传播的价值旨归、轴心与边界、形态与模式、话语与媒介、制度与运行机制、动力与效能等基础性和核心性问题展开系统性探究，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理论框架。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分别从价值追求、基本概念和方法论等三大方面探讨中国政治传播的基本问题，展开理论和话语建构。在价值追求维度，学者将政治传播置于现代化语境中，提出推进政治传播的现代化其实就是推动民主政治的进步；还有学者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发展，认为中国政治传播应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学者还思考了后疫情时代的政治传播，提出政治传播应努力将政治信息、政治价值观去掉特定意识形态的“坚硬外壳”，升华为全人类可以共享的政治文明予以传播。在基本概念维度，有学者通过追溯宣传概念的发展史，系统探讨中国情境下的宣传观念缘起、变迁、体制化和正当化等问题，为当代政治传播观念研究做了场地清理工作；还有学者围绕我国特有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概念进行分析和比较G。在方法论维度，有学者聚焦于研究视角的转换，提出要超越“全球—本土”“西方—去西方化”的对立，采取“行省化”视角审视各国政治传播的发展；也有学者着眼于研究方法的运用，提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应实现从思辨到实证的方法论转向，同时还有学者强调这种转向应是建立在中国场景之下，以理论研究为导向的。

第二，学者提出应基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和政治传播经验，建构与中国实力和政治文明发展相匹配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具体包括两大方向：一是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对特定政治传播概念或者理论进行中国情境下的溯源与阐释，即“经典理论中国化”，如围绕“宣”“舆论”等概念展开的研究。二是对特定政治家、思想家或学派的政治传播观念进行挖掘与提炼，旨在从中国经验或智慧中提炼出普遍性的理论，即“中国经验理论化”，如“风草论”“礼乐协同”“水舟论”等本土化政治传播理论。

2. 对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探讨

自古至今，中国政治传播实践活动既丰富多彩，也颇具时代特点。与之相应，关于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经验的探索，不仅具有过程记录之意义，而且还发挥着鉴往知来、指导实践的作用。由此，这一议题一直都为学者所不断追索，成果相当丰富，而且常研常新。

第一，当代政治传播实践可具体分为对内政治传播实践和对外政治传播实践。对内政治传播按照传播方向又包括自上而下的传播和自下而上的传播两类。就前者而言，学界主要关注的话题有政府（政党）传播、信息公开和政府形象塑造等，产出了《政治传播中的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研究》《中国政府形象传播》等系统探讨政府传播、揭示其运作规律的著作。此外，政府传播的意图和目标问题也被学者重点讨论。还有学者持续关注常态下政府对信息的收集、公开、宣传和回应行为，近三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关于突发公共事件中政治传播的研究热度见长。中国政治传播实践转型与经验总结也是一大研究热点，包括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时代转型、新兴媒介技术环境下的传播转向等。就后者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舆论监督、政治参与、政治谣言和群体性事件等主题上，近年来关于网络舆论的研究更是呈井喷式增长。对外政治传播实践主要包括国家形象塑造和对外政治传播两类。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5·31”重要讲话后，相关主题研究更是备受学界关注。目前，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演变、我国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关于“中国梦”“一带一路”“中国共产党形象”等具体对象的对外传播等话题上。

第二，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与政治传播须臾不离，因此研究热点集中体现在王朝合法性建构、帝王形象和天朝形象的塑造以及行政信息的日常流通等主题上。此外，“奏疏”“清议”“月旦评”“经筵会讲”“颁历授时”“谣谚”等颇具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实践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近代政治传播实践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对民主、自由和马克思主义等政治观念传播的探讨，对清政府为救亡图存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控制和舆论管控问题的考察，对民间舆论动态和公共领域发展的分析，等等。

3. 对中国政治传播媒介的考察

媒介技术是政治传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随着媒介技术的升级换代，政治传播的其他构成要素以及整体形态都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学界持续对政治传播媒介、技术及其影响保持高度关注，不断产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第一，当代政治传播媒介研究主要围绕政治话语、大众媒体、新媒体和新技术展开。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政治话语成为一大研究热点。有学者直接聚焦于具体的政治话语，如“解放”“翻身”“民主”，探讨该话语的传播过程及功能；也有学者着重于某一群体对政治话语的使用情况，比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网民政治话语等。除话语外，大众媒体、漫画和仪式的政治传播属性、功能和影响也备受关注，如报刊在革命、建设和选举中发挥的政治功能。伴随互联网平台和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微博和抖音为代表的新媒体进入学者的视野，微观政治传播的赋权功能、监视现象和治理问题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发展至今，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元宇宙所引发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以及在技术升级背景下“重新问题化”的老问题同时成为研究的新潮流。

第二，在古代和近代政治传播研究中，学者不再囿于狭义媒介的束缚，而以更宽广的视野探索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媒介。除了日常行政中所必需的文书、邸报和变法革命中的报纸、杂志是被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以外_，学者们还着力挖掘古代社会独具特色的具有合法性塑造以及教化功能的媒介，目前已经受到关注的有榜文、揭帖、学校、耕织图、露布、礼乐、铭镜甚至女性等。

4. 对中国政治传播制度的分析

政治传播制度作为政治信息传递和管控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规范，是政治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中国政治传播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持续推进，中国政治传播制度及其发展也被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

第一，当代政治传播制度的研究大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中国政治传播制度与结构进行宏观描述。有学者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传播的制度变迁，还有学者着眼于当下，全面描绘了当前中国政治传播中正式权力机构及其关系，以及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二是对具体的政治传播制度及其变迁进行考察。近年来有关新闻发布制度、对外传播制度和网络传播制度的议题备受学者青睐。

第二，关于中国古代和近代政治传播制度的研究也不断推陈出新，总体包括对信息传递制度和信息管控制度两个话题的讨论。其中，有学者对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传播制度进行了系统分析，还有学者聚焦于特定朝代的信息沟通制度。

总体而言，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论域广阔、议题丰富、方法多元，既关注当下中国政治传播中日新月异的新变化，也注重不断回答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根基性、深层次的重大政治传播问题，目前已经产出了一批基础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突破了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政治传播学”将政治传播研究对象固化在所谓“竞选性政治”和“媒体独立”的理念困局，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迈向新阶段、进入学科建制境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从“视界融合”到“学科建制”：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升华

十年之前，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领域还只是各相关学科学者短暂停留的“十字路口”，对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还处于“各学科相争不下、各自为战”的状态中，政治传播并不具有“独立完整的内涵”，更未达到“学”的层次和境界。十年之后，已有一批学者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领域“扎根”，不仅尝试从“视界融合”的高度理解政治传播，将其作为一个具有独立完整内涵的研究范畴开展研究，而且密实铺展了政治传播的基础理论，实现了理论化突破和专业化进展，使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具备了学科建制的潜质和基础。

1.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总体态势

总体来看，自1983年至2022年，基于中国政治传播学界长达四十年的深耕细作，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从延续宣传和政治新闻研究传统，翻译、引介和运用西方政治传播理论，逐渐发展至基于本土经验，观照中国现实，对政治传播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和基本框架进行原生性思考和自主性探索，不断推进政治传播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的阶段，至今已经出现很多明确具有政治传播研究意识和学科意识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基本形成更具普遍知识形态的政治传播学建立的科研条件和学术生态。

第一，从研究意识来看，多数研究都已具备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自觉，且已有研究明确提出是“自觉地以政治传播的学科意识”开展研究的。众所周知，学术研究的开展、学术团体的形成以及学科体系的构建，首先需要明确的研究对象以及围绕这一研究对象展开探讨的学术自觉。以此为标准审视既有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成果，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指同时具备明确的“政治传播研究自觉”和“政治传播学科意识”的研究。该类研究通过提升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普遍性，强调超越中外政治传播国别差异的“学”的学科意识，自觉地基于政治传播的学科意识开展学术探索，致力于打造兼具中国气派和世界视野的政治传播学术体系。目前，这类研究方兴未艾，蓬勃成长。第二层次是指具有“政治传播研究自觉”，但却缺少明确的政治传播的学科视野和学科意识的研究。这类研究在“视界融合”的境界中展开，超越了各学科在政治传播研究问题上的“偏狭”与“短视”，具有清晰的政治传播问题意识和学术追求。目前，多数研究处于这个层次，为政治传播学的建立打下坚实基础。第三层次是指研究主题与政治传播相关，但研究旨趣、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都立足于原学科（如政治学、传播学、新闻学、社会学等）的研究。这类研究并不具有独立而自觉的政治传播研究意识，更勿论政治传播的学科意识，其知识体系和学科属性十分明显地归属于原学科。例如一些关于中国古代信息渠道和信息沟通的研究，虽然主题与古代政治传播密切相关，但着力探讨的依旧是“制度史”。

第二，从研究进路来看，目前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形成了四种风格殊异、又互补互济的研究进路。第一种是“传统进路”。这一研究进路主要被部分从事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的学者所采用。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蕴藏着独特而丰富的政治传播理念及实践，并致力于阐释古代的政治传播现象，或尝试以此为切入点参与重要议题的讨论，或专注于实现说古论今的现代转化，探索本土化的传播理论。“本土化”“华夏政治传播”“信息渠道”等概念为其经常使用。第二种是“宣传进路”。这一进路的研究者继承了宣传研究或者是政治新闻研究的精髓，以中国共产党及其各层级领导人的宣传舆论思想和政策为研究重点，偏向政策阐释和策略制定，政治性较强而学理性较弱，常常直接使用“政治宣传”“新闻宣传”“舆论引导”这类词语。第三种是“西方进路”。西方的政治理论、传播理论以及政治传播理论都已经拥有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采取这一研究进路的学者常常会借助相关理论和框架对中国的特定政治传播实践进行阐释和批判。第四种是“特色进路”。这一进路的研究者立足于中国情境和中国实践，着眼于新时代人类政治秩序的剧烈变革对政治传播的诉求来思考中国政治传播，尝试构建一种满足中国政治实践需要、体现中国政治特色、具有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

第三，从研究内容来看，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围绕“政治信息流动”这一核心研究对象形成了一个多主题、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研究架构。就研究主题而言，学界的分类方式有很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活动说”，即将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活动，考察其中的主体、内容、中介、客体、效应和形态等；“过程说”，即将政治传播看作一个过程，关注政治信息采集、编码、解码和反馈等不同环节；“阶段说”，即聚焦于不同时间段的政治传播，分别考察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的政治传播发展；还有“关系说”，即重点考察政治传播与（权力）环境，或政党、政府、民众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不过，不论哪种主题划分方式，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始终围绕“政治信息流动”这一独立的研究对象，从其价值、制度、操作、物质、技术等几个层面展开，不同的主题划分，只是各子要素的相互组合或者不同的研究视角所造就的。

第四，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运用比较多的主要有四类研究方法。第一类是理论思辨方法，该方法与宏大叙事的规范性研究相匹配，多用于宏观理论的建构、基本概念的阐释、未来趋势的判断，或者是基于政治学、传播学以及政治传播的理论对政治传播现象进行的学理性解析和逻辑性演绎。第二类是文献耙梳和整理方法，该方法主要运用于依赖大量的历史史料和文献资料的研究，这类研究在全面掌握和耙梳文献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结构、意义或比较分析。第三类是定量研究方法，这类方法将政治传播现象和问题用数据进行表示，通过问卷调查、控制实验和内容分析，验证预先假设，得出经验性的结论。这类方法常常用于具体的政治传播案例，用来印证某一既存理论或者提出新的推论、启示。第四类是田野调查法，即研究者通过观察、访谈、体验与记录等方法获取政治传播实践的经验材料，并对内容进行整理和阐释，得出研究结论。该类研究法也多被用于特定的政治传播案例，尤其是基层政治传播研究。综上所述，从研究意识、研究进路、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和丰硕成果，成功超越西方政治传播学所预设的“政治竞选”和“媒体独立”的观念桎梏，基本搭建起一个独立且具特色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学术体系架构，能够在一定意义上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展开平等对话。这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从“政治传播散论命题”升华到“政治传播学”系统理论积累了潜质，奠定了基础。

2.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路向

基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丰硕成果，面对新时代人类政治秩序的剧烈变革，将基于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政治传播智慧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形态，成为理论之需和时代之唤。在这一背景下，把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政治传播的经验，通过理论抽象，建构一种超越西方政治传播学理念的、更具有普遍知识形态的“新形态政治传播学”实属因时应势之为。但是，要真正达到超越国别藩篱、建构普适性原理的政治传播学的学科建制，还需进一步下大力气。

首先，在学科意识方面，基于目前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意识多层次的态势，还需做到以下几点：一要旗帜鲜明地提出建构具有普遍知识性和实践阐释力的政治传播学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形态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基础、学术潜力以及发展前景进行系统论证，以观点和话语的力量，来引领和激发更多政治传播学者学科意识的形成与增强，这也是本文的初衷所在。二要继续深耕具有政治传播学科意识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提升其辐射和吸纳尚未具有学科意识的政治传播研究的能力。

其次，在研究进路方面，在目前存在的四种研究进路中，“传统进路”“西方进路”和“宣传进路”虽然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偏狭之处：“传统进路”可能会使研究堕入民族主义情绪的陷阱而故步自封，或者陷于历史的旋涡而无法自拔；“西方进路”可能导致西方理论与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强行嫁接，从而无法对中国问题予以客观讨论，削弱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自主性，使其丧失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展开平等对话的资格与能力；“宣传进路”则可能会削弱政治传播研究本应具有的学术意义和独立属性，成为政策解读的工具。因此，我们认为，一要在运用以上几种研究进路展开政治传播研究之时，尽力避免上述所提及的各类问题——在全面把握历史实践的前提下，适当关怀当代政治传播问题；在准确理解西方理论适用性的基础上，具体考察中国政治传播现象；在尽可能保持学术独立的条件下，客观阐释中国政治传播政策。二要在避免不同研究进路可能存在的偏狭之时进一步充分论证“特色进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逐渐使其成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主流进路，同时整合和吸纳其他研究进路，为把基于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实践的政治传播智慧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形态，融入“新形态政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提供有益条件。

再次，在研究内容方面。政治传播属于学科交叉融合而产生的新兴领域和前沿议题。虽然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在“视界融合”下围绕中国政治传播理论和实践展开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政治传播始终是一个常研常新的学术领域。目前，其关涉的学科已经不仅包括基础性的政治学、传播学、新闻学、历史学等学科，心理学、计算科学、脑科学等也逐渐与之产生交集。有基于此，一要持续完善宏观理论的建构、创新与交流。一方面，针对既有中国政治传播轴心理论体系展开充分探讨，并在对话交流中提升相关理论在学界的共识性、权威性和引导力，强夯学科建制的理论地基；另一方面，要基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媒介技术，及时对政治传播理论和话语进行创新和完善，进一步提升中国政治传播理论的概括性、前瞻性和引导性。二要对中微观研究议题给予更多关注，为学科建制填补研究隙缝。比如基于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地方政治传播、比较政治传播、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治传播、新兴技术视域下的政治传播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有待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

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目前存在的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中，各类方法在使用上仍存在问题。比如，一些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研究层次不相匹配。因此，一要秉持方法本无优劣的态度，真正从政治传播研究问题出发，根据研究需要在方法库中择取最合适的方法与工具，而非方法先行，以方法带动问题研究。二要不拘泥于一种研究方法，而要依据议题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组合，并促使各类研究方法相互配合，使理论研究不再是泛泛而谈，定量研究的结论也不局限于单个案例。三要不断推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方法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提升研究方法运用的质量和技巧，同时积极采纳诸如“人工智能”“算法政治”要求的新的数据挖掘、抓取和分析等研究方法。从而将传统学科建制方法和最新政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相融合，实现研究方法的综合与突破，为学科建制添砖加瓦任重而道远。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目前已经具备了学科发展的基础与潜质，在信息化和数据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政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坚信，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会持续繁荣，但是，延展式的发展模式可能会导致这一领域趋向散乱，甚至会因为学科边界过于开放而无法形成学术阵地。因此，我们现在的呼吁是：在前期“视界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学科建制”，尽力吸纳国内外“政治传播学”研究的精华，立足于中国政治传播现实实践和经验智慧，着眼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现实的、可能的政治传播的剧烈变化，展开新时代“新形态的政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建构研究。我们期待具有时代创新标志意义的研究成果。

(注释略)

作者荆学民系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赵洁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全文载《现代出版》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