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大众传媒为公众提供了一个了解政治和时事的机会。媒体作为政治信息提供者对大型民主国家的运作至关重要。关注新闻有助于人们了解最新的政治事件，获取政治信息，并做出更有根据的政治决策。反过来，政治知情者也被誉为“民意研究中坚定不移的规范推动力”，被普遍认为是代议制民主所必需的。

在当今的媒体环境下，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新闻来源，大量文献研究了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使用对公民事实性政治知识的影响。与此同时，最近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调查了社交媒体新闻的使用如何影响公民对自身知识的评估，即他们的知情感。综合来看，这些研究表明，社交媒体新闻的使用并没有让人们更了解政治和时事，而是增加了他们的知情感。

在本文中，我们进一步研究了社交媒体新闻使用和政治知识之间的关系，并将我们的方法建立在库克林斯基等人（Kuklinski et al，2000）的开创性工作基础之上。他们区分了事实性知识和对知识的信心，并用术语“错误信息”来描述人们坚信不准确事实信息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被误导的公民”不同于“不知情的公民”，虽然两者都持有不正确的事实知识，但后者对这些知识不抱任何信心。

（一）作为二维建构的政治知识

"政治知识 "的传统定义是准确检索记忆中存储的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事实信息。然而，心理学家提出，知识是一个二维结构，一个维度包括检索存储信息的能力，另一个维度包括对被检索信息的信心。后一个维度被称为“知识信心”。区分了政治知识的这两个维度，就可以区分“被误导”和“无知”的情况。后者仅仅意味着缺乏事实信息，而前者意味着一个人坚信错误的事实。

（二）研究假设

H1：社交媒体新闻使用与事实性知识呈负相关

H2：社交媒体新闻使用与知识信心呈正相关

H3：社交媒体新闻的使用与政治误导呈正相关

本研究在挪威设计并收集了两轮个人层面的面板数据。2020年秋季，通过凯度公司（Kantar）的在线面板收集，研究问卷以网络调查的形式分发。参与者包括电话(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和邮政调查随机招募的4万名年龄在15岁以上、愿意参与调查的人。

第一次调查的时间是9月25日至10月26日，共有3285名受访者参加了第一次调查。第二次调查的时间时11月21日至12月23日，第一轮的所有受访者均被要求参加第二轮调查，其中2318名受访者共参加了两轮。此外，为确保第二轮样本的可用性，还增加了691名新受访者。在分析中，我们使用了参与一、二轮调查的2318名受访者的数据，并重复了第二轮数据的分析，以验证结果。

第一轮调查：测量了关键解释变量，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使用，以及一系列重要的控制变量，包括动机因素、认知资源和社会人口特征等。第二轮调查：测量了人们的实际政治知识和对知识的信心，只询问两轮调查期间新闻报道的问题和事件。这个设置允许我们运行时滞回归模型，由于控制了之前静态政治知识的水平，减轻了反向因果关系的问题。

表1中体现了本研究中使用的所有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描述性信息。

表1  分析中包含的变量的描述性信息

（一）社交媒体新闻使用和实际政治知识

社交媒体新闻使用与事实性政治知识之间的关系如表2所示。模型1是简单的二元关系；模型2中，我们控制了媒体使用的渠道（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模型3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因素；模型4添加了政治兴趣、静态政治知识和自信人格指数（一个衡量自信性格特征的指数）。

表2  社交媒体新闻使用和实际政治知识(OLS)

表2的结果支持假设1，即社交媒体新闻使用与事实性政治知识呈负相关，即使是在控制了静态政治知识水平的情况下。根据模型1，每天使用社交媒体消费新闻30分钟会产生大约一次错误事实（共16题）。根据模型2，当控制新闻渠道时，同时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新闻渠道的个人比只使用社交媒体的个人更知情。同样正如预期的那样，传统媒体的使用与事实政治知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图1中，我们说明了这些关系，并显示了根据社交媒体新闻（左图）和传统媒体新闻（右图）使用情况预测的政治事实知识水平。

图1  根据社交媒体新闻和传统媒体新闻使用情况预测的政治事实知识水平（基于表2中的模型2）

根据模型3，社交媒体新闻使用与事实知识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以由社会人口特征解释，因为社交媒体系数的大小几乎因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而减少了一半。模型4则表明这种负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通过政治兴趣、静态政治知识和自信人格指数来解释。然而，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社交媒体新闻使用与事实知识之间的整体关系。

（二）社交媒体新闻使用与知识信心

我们假设社交媒体新闻使用与知识信心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H2)。如表3所示，与我们的预期相反，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使用与更强的正确信念无关，而是与更低的知识自信有关。

表3 社交媒体新闻使用与知识信心(OLS)

各模型中社交媒体新闻使用系数均为负且显著。模型6显示，同时消费传统媒体新闻和社交媒体新闻的个体，对自己的知识更有信心。传统媒体新闻使用与知识信心呈正相关。为了说明这些关系的方向和大小，我们在图2中显示了预测的信心水平，左图表示社交媒体使用，右图表示传统媒体使用。

图2 基于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新闻使用的预测知识信心水平（基于表3中的模型6）

模型7和模型8显示，知识信心在很大程度上与性别、教育程度、年龄、政治兴趣、静态政治知识和自信人格指数等相关。在一定程度上，社交媒体新闻使用与知识信心之间的负向关系受到这些变量的调节作用。

（三）社交媒体新闻使用和被误导的公民

最后我们调查了社交媒体新闻使用与误报指数（知识信心指数减去事实知识水平指数）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社交媒体新闻的使用与被误导呈正相关(H3)。表4显示了我们以误报指数为因变量的多元分析结果。

表4 社交媒体新闻使用和被误导(OLS)

表4的关键发现是，社交媒体新闻使用和被误导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关系（模型9）。相比之下，传统媒体上的新闻使用与误报呈正相关，尽管相关性的大小是适度的(模型10)。在图3中，我们展示了社交媒体新闻使用(左面板)和传统媒体新闻使用(右面板)的误报程度。

图3 基于社交媒体新闻使用和传统媒体新闻使用的错误信息预测水平（基于表4中的模型10）

对于控制变量(模型11和12)，教育和静态政治知识都与被误导负相关，这表明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辨别正确和错误答案的能力。相比之下，激励因素似乎具有相反的影响，政治兴趣和自信人格指数均与误报指数呈正相关。

在本研究中，我们考察了事实性政治知识、对知识的信心和错误信息与社交媒体新闻使用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社交媒体新闻使用和实际政治知识之间存在一致的负相关关系，特别是在那些只使用社交媒体作为新闻来源的人群中。因此，我们的第一个假设(H1)得到了支持，这一结果与之前的许多研究一致。

我们还发现社交媒体新闻使用与知识自信呈负相关，这意味着H2不被支持。此外，基于我们在个体层面上研究错误信息的新方法，我们证明了错误信息与社交媒体新闻使用无关，这意味着第三个假设(H3)也不被支持。换句话说，社交媒体新闻的消费者并不是被误导了——他们只是比其他人更不了解情况。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似乎创造了一种知情的普遍感觉，但这种感觉不一定反映在检索到的事实中。

总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数字媒体为公民提供的政治和时事信息环境较差，本研究为这些研究增添了证据。特别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媒体不仅在获取实际政治知识方面效果较差，而且在培养知识信心的方面表现较差。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社交媒体获取的知识作为一种"民主货币"似乎不太有用，因为这种信心对于舆论形成和激励政治参与非常重要，这是一种民主忧虑。不过，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这种担忧，因为社交媒体并不会让人们对不准确的信息产生较大的信任，数字新闻环境似乎培养了一群无知而非被误导的新闻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