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力量:

确定性在政治判断中的调节作用

摘要

传播研究在衡量消息来源的信任或可信度时，通常认为它们对行为等关键后果的影响在不同个体和环境中是一致的。本文依托态度强度相关文献，认为引入信任判断的确定性可以帮助理解信任何时可能引发期望行为，例如当与被判断的权力主体接触时。本文借助不同背景下的两项研究（一项有关某地方环境纠纷，另一项有关美国全国范围的 COVID-19 大流行），指出沟通实践（例如个人互动、新闻媒体使用、人际讨论）增强了人们对政府判断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又反作用于信任效果，增强信任判断的确定性，从而更有可能导致行为意图。

文献来源

原文标题：

On the Strength of Trus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ertainty in Judgments of Authorities

作者：

Hwanseok Song ;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IN, USA

文献来源：

Song, H. (2023). On the Strength of Trus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ertainty in Judgments of Authoriti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50(6), 745–772.

DOI：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2221150144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有所删减，感兴趣可阅读原文。

引言

长期以来，传播学研究一直相信人们对权威的判断会影响说服结果的。例如，Pornpitakpan发现可信度越高的来源会引起更多的态度变化，并致使行为顺从（Pornpitakpan，2004）。同样，风险传播等专注于政府与公众之间关系的传播学子学科，也试图了解信任如何预测关键结果，研究范围包括风险感知、技术接受和对政策决策的支持等（ Siegrist，2021）。在此之中，被新的环境、技术和健康风险的复杂性所迷惑的公众往往更容易对管理这些风险的政府产生判断认知（ Earle&Cvetkovich，1995）。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个人的认知负担，但也蕴藏着政府渎职或疏忽所招致的新风险。此外，依从将“信任”概念化为一种心理状态的研究路径，如基于对他人意图或行为的积极预期而接受脆弱性的意图（ Rousseau et al.，1998，p.395），许多研究将信任视为公众对权威的认知判断标准，即类似于可信度评估。

将信任判断视为一种特殊态度，其态度研究的结果可以用来产生新的见解，以进一步理论化“信任”。然而，衡量信任或可信度的传统方法很少考虑这些判断的效果如何或为什么会因人群或环境而异。例如，人们可能信任某一权威，因为他们多年来一直以严谨、正直和谨慎的态度旁观其工作；其他人可能也会信任同一权威，但只是因为假设该权威通过了某些特定的审查程序，而具备资格。不难想象，何者更容易使公众遵循权威建议，但是大多数信任判断都忽视、或未能捕捉到这些细微的信任强度差异。

本研究首先旨在揭示不同的沟通实践会影响个人持有信任判断的确定性塑造，并通过考虑信任判断的确定性作为调节因素，如何发挥作用，以更好地预测信任何时会导致结果（即行为意图）。为此，本研究在不同背景下进行了两项实证研究，即基于当地环境纠纷的调查与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的在线实验，以检验基于态度确定性和沟通研究的研究假设。

信任何时变得有影响力？

态度强度理论视角

根据Krosnick和Petty（1995）的定义，态度强度被定义为态度表现的程度，其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在长时间内保持不变（持久性）；（2）能经受住反态度的攻击（抵抗性）；（3）通过使某些信息更容易被接受来影响信息处理和判断，即通常导致偏见（对信息处理的影响）；（4）引导态度一致的行为（对行为的影响）。Petty和Krosnick还确定出了可预测后果的态度强度的特性，其中包括重要性、知识和阐述（Petty et al.，1995；Wegener et al.，1995）。此外，态度确定性也是本研究的重点，指一个人对自己的态度有信心或确信的程度（Petty&Krosnick，1995）。因此，态度强度方法可以预测个体的行为意图，例如，更确定的态度更可能稳定地持续更长时间，并诱导与政府信息一致的行为。

尽管态度研究众多（Chaiken，1980；Petty&Cacioppo，1986），调和了态度作为暂时状态和稳定状态的两种观点，但信任和可信度的研究却鲜少涉及。根据两项研究的结果，本文试图理解沟通实践作为信任判断确定性差异来源的作用，以及确定性在个体对权威产生信任感及相应行为意图中的调节作用。

▐ 态度确定性：前提和后果

当通过直接和重复的互动来增强信任时，确定性可以促进信任的发展（Tormala&Rucker，2007）。研究发现，与只有间接经验的个体相比，对态度对象有直接经验的个体对自己的态度更有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反过来又预测了行为后果，如态度表达行为（Fazio&Zanna，1978a）。此外，在持续的关系中反复与目标相遇也可以增加确定性，因为反复表达态度会增强一个人对态度的信心（Holland et al.，2003；Petrocelli et al.，2007）。

▐ 信任判断确定性的前提

根据之前的研究，为探寻信任判断的确定性来源，研究必须考虑人们如何获得有关政府的信息，何时促使人们对政府做出信任判断，以及何时促使人们深入思考政府。关于公民参与的最新理论发现，大众和人际沟通过程不仅会影响政治参与（Cho et al.，2009），而且可以通过两极分化的话语同时加强信任和不信任（Shah et al.，2017）。因此，使用变量来捕捉人们与政府交谈、观察或讨论政府行为的直接和中介体验，可以帮助预测确定性。

研究设计

▐ 研究1

研究1依托纽约州某地环境纠纷环境中的调查数据，在该案中，纽约州北部风景优美的塞内卡湖下的盐洞将被重新用作液化石油气（LPG）储存库。之所以选择这一数据，是基于参与该问题的各方的物理接近性以及该问题对居民利益的相关性，以便观察到本研究感兴趣的各种沟通模式。这项调查数据收集于2017年8月至10月，分两次进行，都包括对态度确定性和行为意图的测量。

表1 信任判断确定性的回归分析结果

▐ 研究2

研究2试图主要解决研究1的两个局限性。首先，研究1的发现具有横截性，因此很难确定关系的因果方向。此外，为了提高调查结果的外部有效性，有必要在当地环境争端之外进行复制研究。正如Cook和Campbell（1979）所指出的那样，应从特定的背景下概括出研究结果需要在多个异质性研究中复制，而不是在单个大型研究中复制。不同于研究1中可为判断权威提供直接互动和丰富人际线索的局部地方背景，研究2使用了国家层面的背景，即公众主要依赖大众媒介的线索来做出信任判断。在新冠肺炎大流行背景之下，这项在线实验控制消息来源变量，以测试信任判断确定性在参与者遵守消息来源建议的行为意图中的作用。

研究2尤为关注由于国家因素而导致的新闻媒体使用情况的影响。参与者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新闻媒体获得有关专家人物形象的信息，而无任何直接接触。除了评估新闻媒体使用情况是否与确定性呈正相关外，该研究还探讨了对新闻中特定人物形象的关注是否会影响专家人物操纵对确定性水平的影响。

关于信任判断确定性的后果，研究2测试了确定性对信任判断的调节作用。此外，实验操作同时导致信任和确定性发生了变化，因而将使用中介模型来测试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是否独立于信任的调节效应。

图1 确定性在信任与行为意图间的调节作用模型

综合讨论

尽管有关信任判断的前因或潜在因素的研究不一而足，但鲜有研究关注到信任判断确定性如何对政府产生重要影响。直观地说，相较于具体主管政府不明而仅有模糊期望情况下更短暂的“信任”，建立在长久而积极的互动上的信任更有可能使公众支持并遵守政府决定。然而，很少有研究注意到不同信任状态的这些重要细微差别。本文报告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态度确定性的研究可以提供理论指导，以预测信任何时有效，从而增强公众对政府建议的遵从性行为意图。

即使参与者对不同信息来源表现出同等信任度，但仍可能在态度强度属性（如确定性）等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 研究1的结果表明，直接参与、使用新闻媒体和与他人的人际讨论等沟通过程会在不同程度上增强公众在信任判断中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反过来又可以有效预测信任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导行为意图，以及这些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稳定性。研究2支持了研究1关于信任判断确定性作用的研究结果。此外，以特定人物形象为特征的新闻媒体使用中介了实验操纵和确定性之间的关系。与研究1一样，研究2也发现，虽然个人更倾向于遵循他们所信任的信息来源，但当他们对自己的信任判断更有把握时，其影响会进一步增强，确定性对行为意图的影响只是信任的调节因素。

对于与公众接触的组织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应该考虑公众对他们的信任判断是否积极，还应该考虑这种信任判断的程度。 若要建立公众信任，不仅需要短期营造正面印象，还需要努力巩固这些印象，使其成为公众记忆中的稳定表征。研究结果表明，改善信息来源和公众之间的沟通体验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直接吸引受众可以有效地提高信任判断的确定性，此外，新闻媒体提升受众的参与度以及在受众中引发讨论也行之有效。对于传播学研究而言，本研究也不乏参照性。当研究人员将信任或可信度作为涉及权威人物价值判断的变量时，也应将测量态度强度（如确定性）纳入考虑范围。本研究表明，信任和可信度研究应该在一般态度研究中深入研究的信任判断的双重模式，研究者们还应该以确定性等程度变量来更好地了解信任判断的程度变化趋势，而这不仅是沟通实践的结果，也是与政府合作的前提。

同时，也必须注意本文的局限性。信任和确定性的重要调节因素值得进一步研究。尽管这项研究测试了确定性对风险管理政府的信任判断的影响，但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它在政府负责分配利益的情况下是否具有类似的功能。此外，在日益两极分化的媒体环境中，特定信息来源的政治形象可能与通过该信息来源提供公共咨询的政府政府的政治身份不一致。未来的研究可继续探索个人的群体身份和信息来源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信任判断和确定性。

最后，本研究强调了在研究和实践中考虑信任和可信度的程度等相关维度的重要性，表明更确定的信任判断会导致个人与被判断权威合作的更强烈的行为意图。本文报告的调查结果表明，政府与其选民之间的直接沟通和调解沟通做法可以增强后者对前者的判断确定性，强判断确定性对参与信任表达行为的意图的影响也随之增强。因此，未来也可进一步研究权威如何在信任判断中增强受众的确定性。

翻译 | 曹晗煜

编辑 | 曹晗煜

审核 | 行雯睿丁宇梁

华中科技大学“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系教育部首批设立的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培育）。实验室面向国家重大战略，以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INCS）、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为基础，汇聚学校新闻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网络空间安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优势学科，探索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解决国家传播战略问题，支撑人文社科研究范式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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