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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数据开放的发展引起了学术界和从业者的兴趣。然而，只有少数研究考察了基于文化的政府数据开放发展。本研究实证考察了民族文化对政府数据开放的影响。通过对55个国家的数据调查分析，研究发现在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放纵（Indulgence）和长期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方面，政府数据开放的发展与民族文化呈正相关，与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呈负相关。此外，本研究表明，经济发展调节了民族文化与政府数据开放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个人主义和长期取向方面。实际上，本研究的结果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化对政府数据开放发展的多方面影响，包括文化价值观的提升（即高度个人主义、高度放纵和高度长期取向）以及在权力距离文化较高的国家，公民对政府数据公开的消极和保守态度的改变。
原文标题：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作者：
Xiaoguang Wa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Xiaojuan Zha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China
Changle Tang,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Zhang, X., Khan, F., Wang, X., & Tang, C. (2023).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Big Data & Society, 10(2).
DOI：https://doi.org/10.1177/20539517231206809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有所删减，感兴趣可阅读原文
在电子政务背景下，政府数据开放（Open Government Data, OGD）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学术界和从业者的兴趣，很明显，更新的见解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制定者有用。研究表明，一些社会因素，如政策和经济、文化、法律和组织因素，会影响政府数据开放的发展。通过从社会视角识别现有的以政府数据开放为重点的研究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从政策和立法、经济、文化等角度研究了影响因素及其对政府数据开放的影响。此外，还采用生态系统方法从社会技术视角审查政府数据开放举措。然而，与电子政务研究相比，文化对政府数据开放发展的影响有限。此外，经济因素对政府数据开放的影响尚未得到探讨。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旨在提供更多关于文化和经济因素与政府数据开放之间关系的信息。
现有研究揭示了政府数据开放与民族文化（NC）之间的联系。文化是国家级开放数据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只有少数研究捕捉到了基于文化的政府数据开放发展。现有研究表明，只有少数文章关注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并根据文化维度比较不同国家文化存在的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在这一领域的后续工作通过调查日本、荷兰和沙特阿拉伯的门户网站比较了政府数据开放的发展，来研究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些研究从政策和门户的角度说明了民族文化在政府数据开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缺乏对民族文化与政府数据开放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影响OGD的其他社会因素，如经济增长，也尚未得到探索。
根据霍夫斯泰德（1983）的定义，民族文化是将一个国家的民众与其他国家的民众区分开来的集体思想和价值观的集合。Kumar等人(2021)和Zhao(2011)指出，民族文化对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已得到广泛认可，因为民族文化不仅对电子政务的整体发展和电子政务的准备、接纳、使用和传播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公民对电子政务的认知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这些研究也阐明了民族文化对政府数据开放的影响。根据联合国的调查，一个国家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增长水平相对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政府数据开放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本研究还提出了国民经济增长水平是否以及如何通过民族文化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数据开放发展的问题。
本研究解决了以下两个问题:
RQ1：文化如何影响国家数据开发的全球发展?
RQ2：经济增长如何缓和文化对政府数据开放发展的跨国影响?
为了解决研究问题，本研究使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指数（Hofstede NC）和开放数据晴雨表指数(ODBI)进行研究。
H1：权力距离（PDI）对政府数据开放（OGD）发展有负面影响。
H2：个人主义（IDV）对政府数据开放（OGD）发展有正面影响。
H3：男性化（MAS）对政府数据开放（OGD）发展有负面影响。
H4：不确定性规避（UAI）对政府数据开放（OGD）发展有负面影响。
H5：长期取向（LTO）对政府数据开放（OGD）发展有正面影响。
H6：放纵（IND）对政府数据开放（OGD）发展有正面影响。
H7a：经济发展（人均GDP）调节PDI对OGD发展的影响。
H7b：经济发展缓和IDV对OGD发展的影响。
H7c：经济发展缓和MAS对OGD发展的影响。
H7d：经济发展调节UAI对OGD发展的影响。
H7e：经济发展缓和LTO对OGD发展的影响。
H7f：经济发展缓和IND对OGD发展的影响。
为了验证所提出的假设，本研究使用了两个在线数据集：开放数据晴雨表指数（ODBI（2017））和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指数（Hofstede，2016）。来自84个国家的文化维度指数（Hofstede等人（2010年））和ODBI第4版（ODBI，2017年）是最新的完整版，提供了全球115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政府数据公开工作的最新数据，用于解决研究问题。此外，引入人均GDP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指标（世界银行，2016），以研究经济发展对民族文化的调节作用。
假设H1、H2、H3 和 H6得到支持。而在不考虑人均 GDP的情况下，假设H2、H5和H6也得到支持。但假设H4没有得到支持。此外，分析结果表明，假设H7b、H7e和H7f得到支持。
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民族文化对政府数据开放发展的总体影响，还揭示了各国之间的差异（R²= 0.54）。然而，经济发展在个人主义（IDV）、长期取向（LTO）和放纵（IND）对政府数据开放（OGD）发展的影响中也起着调节作用。
具体来说，本研究发现个人主义（IDV）对政府数据开放（OGD）的发展具有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并且对政府数据开放（OGD）的发展影响最大（Saxena，2018），这表明个人主义文化更有可能公开数据集并重用数据集，而集体主义文化在应用其开放数据倡议时有所保留。关于民族文化与电子政务之间相关性的类似研究观察到，与集体文化相比，高个人主义文化倾向于采用电子政务，并且电子政务发展水平更高（Khalil, 2011; Kovačić,2005; Kumar et al., 2021; Zhao, 2013; Zhao et al., 2014）。
然而，与现有研究相比，这一发现的结果进一步明确了个人主义（IDV）对政府数据开放（OGD）组成部分的积极影响，因为个人主义文化程度高的国家更积极地准备开放数据（准备指数）并开放更重要的数据集（实施指数），其开放数据导致更积极的政治、社会、环境和经济变化（影响指数）。
本研究表明，放纵（IND）与政府数据开放（OGD）的发展呈显著正相关。放纵作为文化的一个新维度，在政府数据开放（OGD）相关研究中尚未得到分析，很少有研究者探索放纵与电子政务的关系。Kumar 等人（2021 年）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项研究的结果填补了这一知识空白，并表明自由的氛围和较少的约束对政府数据开放（OGD）有积极影响。高放纵文化优先考虑开放数据是合理的，这有助于公民从政府获得他们所期望的东西，例如改善公共服务、更加开放和问责制。
长期取向（LTO）与政府数据开放（OGD）的发展呈中度正相关，这仅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得到支持。这一发现与Saxena（2018）的研究结果一致，后者表明长期取向文化更愿意共享数据集以实现长期可持续性。Zhao（2011）发现，拥有长期取向的国家有更强烈的意愿来发展和实施电子政务，并且他们认为这是一项长期利益。Khalil（2011）还发现，面向未来的国家可能对信息和政府服务有很大需求，以促进其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这些结果也解释了我们的发现，即拥有高放纵文化的国家可能具有高水平的政府数据开放发展。
权力距离（PDI）对政府数据开放（OGD）的发展呈弱负相关，仅得到Pearson相关分析的支持。Saxena（2018）指出，在高权力文化中，在开放数据门户中改进数据集或实施新技术方面存在决策迟缓的风险。Kumar et al.（2021）、Khalil （2011）和 Zhao（2011）等几位研究人员发现，权力距离与电子政务的发展及其传播、准备和采用呈显著负相关。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权力距离对政府数据开放的影响并不像以前的电子政务研究表明的那样显著。这一结果与Zhao的研究结果（Zhao et al., 2014）一致，该发现表明，尽管权力距离与电子政务发展有关，但其影响不如个人主义（IDV）或长期取向（LTO）高。
在确定政府数据开放发展和人均GDP的可能决定因素时，这项研究表明，GDP能够解释各国之间ODBI差异的约50%。研究结果还表明，经济发展调节了个人主义（IDV）、长期取向（LTO）和放纵（IND）对OGD发展的影响。具体而言，与其他两个分项指数相比，人均GDP与ODBI的准备分项指数呈显著正相关。
然而，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民族文化决定的政府开放数据变化比例大于人均GDP。这一结果部分证实了Khalil（2011）的结论，他认为民族文化描述的电子政务准备变化比例略高于人均GDP。
实际上，这项研究的结果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了解民族文化对政府开放数据发展的多方面影响。根据这项研究的结果，政策制定者应：（1）提供长期战略，并以详细、可靠和及时的方式发布数据集；（2）利用高个人主义、高长期取向和高放纵的文化价值对政府开放数据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3）改变高度集体主义和高权力距离文化国家公民对政府数据开放的被动和保守态度。这些发现与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系统保持一致，突出了政府数据开放倡议（政策和战略）的动机，已成为国家和国际趋势（Dawes et al., 2016）。这意味着改进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系统时，民族文化的政策和战略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此外，国民财富通过提供更好的数据源和分析数据的工具，为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系统做出了贡献。
作为全球第一个调查和实证研究民族文化对政府数据开放影响的研究，这一发现填补了该领域的知识空白。对于学者来说，这项调查工作的结果应该在其局限性的背景下来理解。首先，鉴于隔离、定义和衡量文化的困难，霍夫斯泰德的民族文化维度模型的有效性并非不容置疑（McSweeney, 2002）。其他培养模型（如 GLOBAL）也可用于测试民族文化和政府数据开放之间的相关性。在这项研究中，由于霍夫斯泰德模型与我们的研究问题相悖，我们决定使用它来代替考虑麦克斯威尼的研究或GLOBAL。此外，本研究采用了霍夫斯泰德的多元文化研究方法，该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检验和认可。其次，需要确定文化因素是否可以作为控制变量或替代文化代理变量纳入回归模型。最后，除了经济增长，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探索其他社会、教育和宗教因素的调节作用，以解释更多的民族文化变量对政府数据开放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