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媒体与权力的学术研究正致力于建立5G引入与中国崛起之间的联系。贯穿这一学术体系的红线是对物质事物(如媒体技术)与象征性地构成这些事物的话语形式关系的痴迷。我们通过提出基础设施意识形态的概念来定位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理论贡献。这个概念的设计是为了阐明事物和理念之间的联系，或者从概念上来说，数字物质和社会技术想象之间的中介。

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使当前生产模式合法化的想法成为常识。常识产生了一种自发性，在这种自发性中，主体确信现有的物质条件既符合科学理性，又符合他们的特定利益。正如考德威尔(2017)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工作，以及大卫·诺布尔(1977)在技术史上的工作表明，科学、技术或基础设施都是意识形态可以触及的。福柯早期关于监狱和医院背景下的知识和权力的研究，都是从制度上定义的权力关系开始的，这些权力关系在日常生活中被不断复制。他的观点受到齐泽克启发，后者进一步强调意识形态是通过实际的服从而不是通过纯粹的象征性秩序来发挥力量的。

然而，这些有影响力的学者没有把意识形态的物化和技术对象的物化之间的联系作为他们调查的中心。在这一点上，基础设施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在理论阐述上存在差距。虽然意识形态通过社会实践发挥作用，并在技术对象中具体化，但尚不清楚意识形态、物质和实践如何在基础设施中结合在一起，成为日常生活的媒体环境。本研究有助于跨越科学技术研究和国际关系领域，理解基础设施在地缘政治权力角力中的作用。

按照索尔·伯纳德·科恩（2002）的说法，我们将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理解为国际体系和运作环境的动态变化，这些变化是通过新的国际现象以及经常出现和重组的模式发生的，通常发生在经济和意识形态力量交汇的时刻。

意识形态的近义词尤其适合用来阐明其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世界观”指的是一个特定的主体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世界的一种视角，意味着在一个社会关系权力制度中的地位。当一种世界观所呈现的观点和持有这种世界观的主体脱离时，它就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正是在主体的实际位置和意识形态位置之间的差距中，主体从意识形态位置体验到权力运行的世界。换句话说，一旦主体用霸权所定义的角度来看待世界，霸权就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在特定的国家或核心家庭中也是如此。

对于世界体系理论家来说，全球范围的经济剥削主要是由意识形态而不是武力的强制统治来证明的。媒体基础设施特别适合通过基础设施意识形态来投射全球霸权。就像电影或模因一样，它们是特定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的产物，也同时是意识形态结构。

如果说意识形态掩盖了社会关系，那么技术则是掩盖了意识形态。媒体基础设施改进了其他技术的意识形态能力，因为通信信道的发送端和接收端需要兼容。媒体基础设施的互操作性是需要通过标准和协议应用解决的问题。中介传播作为一个关键的概念，往往是由学者的先验定义，以便它可以用来解释权力关系的实证研究。学者们提出了典型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以便它可以在以后的实证研究中用于解释权力关系。

我们强调，媒体基础设施一直在全球权力矩阵中运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沟通往往有一个从权力中心指向边缘的向量。例如，互操作性作为交流的技术要求，根据定义是一种非对称关系，从中心到外围的技术转移是不平等交换的基础。基础设施意识形态的成功可以通过双向流动来衡量：一方面，信息从中心流向外围(意识形态投射)。另一方面，剩余价值从外围向中心互补流动(不均衡发展)。基础设施意识形态的概念解释了这两种非对称流动之间的联系，将信息不对称与不均衡发展联系起来。

在西方，关于中国媒体基础设施的争论往往集中在这些基础设施的“父权”或“专权”上。这些说法经常被推向中国硬件和软件固有的不安全的争论，特别是在5G方面，不但加剧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全面贸易战，也使欧洲国家陷入两难。更好地解释5G的基础设施意识形态，有助于理解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

从地理上讲，美国的互联网被认为是一个平滑、开放的空间，无缝跨越了掩盖经济帝国主义的边界和意识形态。而对于5G，基本的空间策略并不是将拓扑结构与地形脱钩，也不是依赖于部署区域的政治地理。5G协议开发和5G网络部署的空间目标是编程，在政治地理学的概念语言中被称为统治领土。这种编程依赖于定位，即无线电接入网对终端用户设备的空间位置的感知。3GPP Release 16已经支持所有应用程序领域的定位，到R17发布时，定位精度应该可以达到分米级，甚至在智能手机辅助下更精确。编程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是优化，而它隐藏的是谁在进行编程，或者换句话说，谁在控制。

由于统治领土成为5G协议的一大特征，中国的崛起优势可以更多依靠基础设施的影响，而不是市场经济。5G应该被放置在更广泛的基础设施电力战略的背景下理解。“一带一路”倡议，连接亚欧的货物运输，就提供了这样的背景。它们都可以被理解为媒介作为可编程基础设施调解领土的例子。然而无论是在物流领域还是在电信领域，中国在进行基础设施革命时并没有出现相应的文化入侵。以往世界各地的互联网用户必须美国化(至少要学会语言)，才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劳动分工中占据从属地位，但对当代电信消费者来说，使用中国制造的5G手机可能就够了。

从理论上讲，中国的主张与齐泽克的主张不谋而合：意识形态是实践而不是信仰的问题，是环境而不是信念的问题。因此物质条件可以产生自发的合作，而不需要设置正当化、合法化和合理化的象征性秩序。5G协议的设计假定了为实现所有参与者共同目标而进行的这种自发性合作。然而，西方对贸易制裁和阴谋论的回应让人怀疑，一种没有霸权社会技术幻想的霸权基础设施意识形态能否被注入世界体系。

我们调查了西方5G的地缘文化，以了解中国的基础设施意识形态是如何在核心经济体中实现本土化的。该研究旨在比较英语国家的公众、政府和企业对5G网络的看法。在这三者中，只有公众成功地产生了成熟的社会技术想象。我们的结论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无法为西方主体提供一个一致的5G社会技术想象。5G背景下可编程基础设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优化的城市空间和意图驱动的主体位置，但无法控制西方主体使用或认同它们的欲望。如何解读这些支离破碎的想象，仅仅是西方在面对全球经济分工中不断变化的角色时所做的悲剧性尝试。

我们展示了产生一种新的网络范式所必需的历史条件：主要是在全球分工中的中心地位。在这种结构约束下，我们发现地缘政治霸权和媒体基础设施之间存在着多种关联。以互联网和美国为例，新网络范式标志着美国在世界体系中霸权地位的顶峰。在GSM和欧洲的案例中，新网络范式与欧洲国家作为美国盟友重新融入全球劳动分工相一致。而以5G和中国为例，新网络范式对地缘政治秩序构成挑战，对美霸权地位构成挑战，从而导致了地缘政治纷争，贸易制裁就是明证。

理论上，社会技术想象是必要的，但不足以理解媒体基础设施在地缘政治权力斗争中的作用。社会技术想象解释了集体行动的有意义的协调，但其本身无法解释权力如何运作以产生社会秩序。基础设施意识形态比社会技术想象力更有用，也就是说，通过常识的战略部署建立霸权，使社会秩序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在认识论上是合理的。社会技术想象的角色是为基础设施意识形态辩护。因为伴随5G而来的网络重组在基础设施层面受到了强制(通过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贸易制裁)，而且由于它没有伴随着社会技术层面的想象，而遭到了诸如焚烧欧洲电信基站之类的抗议。

我们运用基础设施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进行了历史重建。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分析了每个网络范式的基础架构意识形态是如何融入协议栈的数字物质的，特别注意社会技术想象被战略性地安排以产生权力关系的方式。开放、流动和智慧已被用来促进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权力角逐。我们调查了西方对5G网络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是，5G网络的基础设施意识形态目前还不是常识。与此同时，本文提出了一个理论难题，即社会技术想象是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