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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部署使人工智能代理能够承担各种沟通者角色,例如虚拟助理、机器人记者和人工智能医生。本研究对 121 项随机实验研究 (N = 53,977) 进行了元分析,以从感知、态度、意图和行为等方面比较人工智能和人类代理对说服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二者都具有说服力。但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在塑造行为意图方面不如人类有效,而在引发感知、态度或实际行为方面与人类没有显著差异。此外,研究还注意到了人工智能传播者的不同角色、传播方向、实验设置和人口统计特征的异质模式,以讨论人工智能时代人机沟通和说服的影响效果。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re persuasive than humans? A meta-analysis
Guanxiong Huang;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AR, China
Sai Wang; Department of Interactive Media,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SAR, China
文献来源:
Guanxiong Huang , Sai Wang,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re persuasive than human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3;, jqad024, https://doi.org/10.1093/joc/jqad024
DOI:
https://doi.org/10.1093/joc/jqad024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有所删减,感兴趣可阅读原文。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部署几乎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高性能计算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机器处理、整理和分析数据的效率,使机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智能”。更重要的是,机器可以通过收集大量信息并根据信息自动生成最佳解决方案来迭代升级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如图灵在他的开创性著作《计算机器与智能》中所设想的那样,机器正在“思考”并变得“像人类”。
这种转变也改变了人类与机器交流的方式。服务聊天机器人、机器人报告器和推荐算法等人工智能代理已经取代人类,开始担任各种通信角色。随着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智能,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样化,人们开始对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沟通效果产生兴趣。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涉及新闻制作、客户服务、艺术品生成、医疗保健和治理等多方面。虽然他们的研究背景和样本各不相同,但所有这些研究都使用了实验法来比较人工智能和人类作为沟通来源对说服效果的影响,涵盖感知、态度、行为意图和实际行为等多维度。
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的说服力如何?依托学者和从业者对这一主题的浓厚兴趣以及丰富的实验证据,我们得以进行元分析以定量汇总结果,使其既作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推进说服学术的理论探究,又可以作为完善人工智能应用的实践指南。这项研究全面展示了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说服力上的相对影响,阐明了人工智能在沟通中的作用,并指明了说服效果未来的研究方向。
首先,人工智能说服涉及人工智能代理和人类接收者之间的关系沟通,并在塑造后续说服结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人工智能在说服性沟通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信息发送者,又是沟通对象。其次,“人工”智能系统旨在模仿人的类认知处理机制,以处理信息并开展交流,而其海量的存储容量和数据处理能力是人脑无法比拟的。然而,人工智能在消息撰写、管理和修改方面的说服行为却只是对收集的信息的分析。这不禁让人疑问,“人工智能”能否达到与人类同等水平的理性思维和创造能力?而这是人类智能的两个基本品质。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的技术可供性决定了它在特定沟通环境中作为沟通者和说服者的表现。
关于人工智能是否比人类更有说服力,理论和实证研究尚未达成共识。近年来,出现了众多结论相悖的实验研究。由此,我们进行相应的元分析,综合该领域的实验证据,通过估计人工智能与人类对研究中说服结果的平均影响程度。
我们从广义上定义了基于人工智能的说服结果。在传统说服文献中,态度和行为改变是最受关注的两种典型说服结果。然而,说服效果研究也有必要包括其他类型,例如感知和行为意图,并用更笼统的术语描述说服结果。因此,我们将具有说服意图的人工智能与人类交流所引发的期望反应视为说服结果,并剖析感知、态度、行为意图和行为等不同类型的说服结果,以探索其效果的细微差别。
元分析是一种强大的研究方法,可以评估跨研究的效应作用,换句话说,可以将研究调查脱离出语境并综合结果,这对于理论进步特别有用。同时,我们注意到需要将人工智能的说服效果置于具体情境中探讨,特别是关于人工智能传播者的角色、传播方向、文化背景、实验环境和受众人口统计。本研究将这些背景因素作为潜在的调节因素进行调查,它们可能会影响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说服方面的不同效果。
许多研究都检验了人工智能代理相对于人类代理而言,作为沟通者和说服者的表现如何。然而,研究结果好坏参半,并且人工智能代理在通信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在这项元分析中,我们将其通信角色分为四类:对话者、创造者、策展者和沉思者。
鉴于人工智能代理在不同角色中的不同结果,我们认为人工智能通信任务的性质可能会影响其作为沟通者和说服者的表现。
人工智能代理和用户之间的通信流的性质也可能影响人工智能代理的说服力。
通信可以是单向的或双向的。在单向通信中,人工智能代理主要充当纯粹的消息发送者或信源。例如,在一项基于语音的人工智能新闻主播的研究中,受访者被邀请收听由人工智能主播或真人主播朗读的预先录制的新闻片段,这一信息流是单向的。相比之下,双向通信是一个交互过程,其中用户扮演消息接收者和发送者的角色,AI代理和用户之间相互交换,以建立循环通信。
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和人类代理在整体说服力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但亚组分析也表明人工智能在促进行为意图方面不如人类有效,在塑造态度或实际行为方面则与人类同行没有明显的效果差别。此外,综合检验显示,四种结果类型的效应大小并没有显著差异。
同时,结果还展示了人类与人工智能交流中态度-意图和意图-行为关系的复杂性,丰富了人工智能的说服效果研究。根据目前的结果,行为意图不一定与态度或实际行为一致。相反,用户可能会在自我报告的意图中表现出对人工智能的说服的抵制,但尽管如此,他们仍依赖人工智能来形成态度或指导实际行动。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的说服行为中的态度-意图和意图-行为关系。深入研究相关差异存在的原因以及其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也能为人工智能的媒体设计和开发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充任实用指南
。
当人工智能代理扮演沉思者的角色时,其整体说服效果不如人类代理。这可能是因为人工智能沉思者的主要功能是代表用户做出决策,它篡夺了人类对决策过程的控制权,从而在机器和人类代理之间造成了比其他角色(例如创造者和对话者)更严重的紧张关系。这种代理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进一步降低用户对人工智能的依赖,并削弱其整体说服力。因此,未来值得继续探索为什么人工智能在沉思者角色上的说服力不如人类,以及应如何提高人工智能决策系统的说服力,研究其潜在的互动效应也可能会描摹出更完整的人工智能的说服图景。
此外,研究表明人工智能与人类沟通的方向会影响实际行为。在单向沟通中,人工智能对实际行为的影响比人类更大,但在双向通信中并没有观察到这种效应。这表明,人工智能作为媒体通信或交互来源就可以引导用户应用有利的机器属性(例如,机器比人类更准确和客观),以指导他们的实际行为。然而,当人工智能为用户提供代理并允许他们与系统交互时,这一趋势似乎消失了,基于人工智能的媒体交互可供性使用户自身成为信源之一,从而表现出对交互的控制。在今后的研究中,值得探索为什么向用户提供交互会影响人工智能和人类代理的说服力,以及造成这些影响的潜在机制。
结果表明,样本中不同的性别比例也会影响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说服结果方面的相对有效性。当样本中性别比例相对均衡时,人工智能在诱导参与者产生积极态度和改变行为方面,效果不如人类。然而,当样本中女性占主导地位时,人工智能在塑造实际行为方面似乎更胜一筹,但在感知结果方面,其优势减弱甚至逆转。这些发现表明,人工智能代理的说服力取决于人口特征。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发现是,实验设置对于人工智能和人类代理的说服力至关重要,人工智能在在线实验中的说服力不如人类,但在现场实验中则不然。然而,我们应该对这一发现保持慎重,因为我们样本中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在线进行的。或更谨慎的结论是,根据当前的元分析,没有证据能表明人工智能与人类代理在这两个实验环境中的相对有效性差异。此外,也需强调,使用现场实验设计的研究数量少之又少,人工智能说服研究领域迫切需要更多的现场实验研究。
总之,这项元分析发现,整体而言,人工智能代理与人类一样有说服力。这一发现与CASA范式的主要主张不谋而合——人们与人工智能的互动方式与与人类互动的方式相同。然而,当涉及不同类型的说服效果时,结果又有所不同。这以差异也凸显了人工智能说服的复杂性,这一主题的理论和经验证据都还存在巨大的异质性。此外,我们还观察到不同人工智能通信角色、通信方向、实验设置和人口统计特征等因素的异质模式。在信源特征、背景因素、和受众特征等条件的影响下,人工智能或多或少比人类具有说服力,因此这也是迈向人工智能时代综合说服框架的重要一步。图灵在七十多年前写道:“我们可能希望机器最终能够在所有纯粹的智力领域与人类竞争”。随着这一愿景越来越接近现实,理解机器对沟通和说服的影响也越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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