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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影响了外国新闻报道的可信度?

近年来，人们对于网络上虚假信息传播的担忧日益加剧，这重新激发了传播学中关于虚假新闻易感性研究的活力。研究信息可信度的动力源就是对假新闻易感性一个侧面阐释。在研究中，可信度用来衡量新闻内容是否可信以及可信任的程度，可以反映个人对消息来源、消息本身的内容或媒体的态度。

本研究的中心目的是考察重要的政治因素，如国际冲突、国际关系感知以及个人政治倾向，是如何在主流和公民叙事视角下，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信息可信度感知。

过去的研究主要关注两组因素：信息特征和个体特征。在本文中，我们认为国家媒体系统层面的因素（如国家主导的媒体叙事等）和国际关系（双边冲突的存在等）可能会影响新闻的可信度，而这些因素的作用在外国新闻报道中尤为重要。

外国报道通常被认为是信息消费者最有可能接触到统一和刻板报道的一个媒体报道领域。与更直接的国内新闻报道相比，人们往往不具备详细了解国际事务的手段，并且对此兴致平平。此外，在不同的媒体系统中，外国报道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战略利益的影响。这可能是国内施加政治压力的结果，也可能与媒体过度依赖官方消息来源和国家利益有关。但矛盾的是，除了Erlich和Garner(2023年)最近的一项研究外，很少有人利用外事报道来研究信息可信度。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实验证实了现有的理论，表明外国报道可信度的主要驱动力是其与是主流叙事的一致性，而不是新闻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这种效应在具有双边冲突国家的用户身上更为明显，并与相关的个人政治倾向不同。

我们不仅展示了国家主流叙事在塑造外国新闻信任方面的重要性，而且还展示了放大和限制这种信任的因素，特别是国际冲突对信任形成的作用。我们采用了线性混合模型与正交多项式对比法，使我们能够在单一模型中测试新闻可信度的复杂理论，以避免对不同预测因素的高估。最后，这是在前苏联地区进行的第一次新闻可信度比较研究，而这一地区的全球政治意义如今已显而易见。

前殖民或帝国主义列强与其殖民地的关系是新闻可信度研究中尚未涉及的一个特殊情况。尽管苏联从来都不是一个经典的殖民大国，但它却被划分为统治领土和附属领土，在它解体后，这些领土之间的关系以类似于欧洲的前殖民帝国与其殖民地间的关系进行发展。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地理位置接近，它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习俗和频繁的跨境联系。

我们选择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虽然三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媒体体系和双边关系的结构却存在重大差异。

在2020年初收集数据时，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处于激烈的政治对抗状态，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仍处在友好时期。因此，就是否存在国际冲突而言，“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而“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组则是中立的。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以前两组进行检验。

这三个国家的媒体体系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在俄罗斯，政府控制主流媒体，这种结合能够确保政府的战略叙述与主流媒体的战略叙述在很大程度上重叠，这一点在2014年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问题上与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升级后变得尤为明显。

相比之下，在新闻格局更为分散的乌克兰，没有任何政治实体能够完全控制有关该国与邻国关系的主导叙事。然而到2020年，该国东部地区与亲俄势力的长期军事对峙促进了国内爱国主义情绪的巩固，主流媒体围绕乌克兰外交政策的叙述中包含了各种对俄罗斯的批评。

哈萨克斯坦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虽然政府对媒体格局具有重大影响，但并未卷入俄乌的对抗。

▐ 研究假设

H1：在所有国家，主流叙事的外事新闻都比公民叙事的外事新闻更可信；

H2：相比国家间无冲突的受访者，国际关系紧张的受访者在看到彼此国家的新闻时，叙事类型对新闻可信度影响更大；

H3：对俄罗斯受访者来说，个人对政府的态度对叙事类型在可信度感知中的影响很大，但对乌克兰或哈萨克斯坦的受访者而言并非如此；

H3a：对俄罗斯受访者来说，个人对政府支持力度越大，主流叙事的新闻可信度越高，但对乌克兰或哈萨克斯坦的受访者而言并非如此；

H3b：对俄罗斯受访者来说，个人对政府支持力度越大，公民叙事的新闻可信度越低，但对乌克兰或哈萨克斯坦的受访者来说则不然。

H4：对乌克兰受访者来说，如果选择用乌克兰语而不是俄语阅读新闻，那么叙事类型对新闻可信度的影响更大。

▐ 实验设计

为了发掘相关外事新闻叙事的话语元素(如框架和修辞等)，我们使用计算和定性方法确定了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主流媒体对邻国报道的系统模式。

我们一共构建了四组项目，“俄乌组”包括展示给俄罗斯观众的乌克兰新闻和展示给乌克兰观众的俄罗斯新闻两部分，“俄哈组”则包括向俄罗斯观众展示哈萨克斯坦新闻和向哈萨克斯坦观众展示俄罗斯新闻两部分。每组新闻由24条在叙述类型和真实性上不同的新闻组成。最终我们得到了72条俄罗斯语新闻，其中的24条被翻译成乌克兰语，总共96条新闻。

2020年3月至7月期间，我们在VK和Facebook这两个社交平台上通过定向广告招募了8559名研究参与者。我们采用2x2x2的实验设计，每个用户均收到了从我们的一个子集随机检索的8条新闻，它们具有不同的准确性、叙事类型和随机分配的新闻来源。每个受访者都收到了全部八种新闻特征组合。参与者被要求用李克特量表对每条新闻的可信度进行评估，量表分为6分，范围从“真实”到“虚假”。

我们采用了线性混合模型(LMM)同时测试以下效应:(a)叙事类型的实验效果、新闻的真实状态、新闻的来源;(b)与用户国家/语言、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个人政治倾向、国际关系感知有关的准实验效应；(c)二元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表明用户是否拒绝对个人政治倾向和个人政治倾向进行评级，以及一个新闻项目在可信度评级之前是否被评为“以前见过”。

▐ 假设1：在所有国家，主流叙事的外事新闻都比公民叙事的外事新闻更可信。

总的来说，我们分析了来自三个国家的8559名用户给出的96条新闻的68472条评级。在表1的上半部分，我们总结了关于用户数量和提供个人政治倾向、国际关系感知评级的用户百分比的基本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可分为五个子样本，并以性别进行了二次划分。结果表明，在五个子样本中，男性参与者比女性参与者更有可能不回答有关个人政治倾向的问题，而我们在国际关系感知的评分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

表1 样本统计量、可信度评分均值和标准差

表1的中间部分报告了年龄、政府支持度评分、国际关系感知和被观看和检查的新闻数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拒绝给予个人政治倾向或国际关系感知评分的用户被我们指定为中立。

表1的下半部分总结了叙事类型、新闻真实性、新闻来源对可信度评级影响的均值和标准差。在五个子样本中，主流叙事的新闻被认为比公民叙事的新闻更可信，真实的新闻被认为比捏造的新闻更可信。

表2 LMM具有显著z值的固定效应估计和标准误差

表2列出了LMM的显著(即z-value > 2.0)固定效应项。分析发现，叙事类型具有显著的主效应。在所有子样本中，主流叙事新闻的可信度都显著高于公民叙事新闻，从而验证了假设1。

▐ 假设2：相比国家间无冲突的受访者，国际关系紧张的受访者在看到彼此国家的新闻时，叙事类型对新闻可信度影响更大。

图1A

叙事类型对可信度的影响远远大于国际关系感知的影响，然而也有证据表明国际关系感知对可信度也产生了影响。图1A显示，主流叙事和公民叙事的评级随着无冲突国家间感知到的积极关系的增加而出现分歧，也随着相互冲突的国家间感知到的负面关系的减少而收敛。

图1B

图1B显示，阅读俄罗斯新闻的乌克兰用户表现出了“冲突”模式，但阅读乌克兰新闻的俄罗斯用户则相反。

图1C

最后，图1C显示，选择用乌克兰语阅读俄罗斯新闻的乌克兰用户比选择用俄语阅读新闻的乌克兰用户的“冲突”模式更明显。

研究发现，在关于中立国家和敌对国家新闻的受访者之间，叙事的效果存在着显著的总体差异，因为国家间的冲突增强了主流叙事新闻的可信度，而削弱了公民叙事新闻的可信度。因此，研究结果支持假设2。

同时，在真实新闻和虚假新闻之间，叙事与国家间冲突的关系存在着显著差异。研究表示，受访者阅读真实新闻时，叙事类型与国家间是否冲突并无显著关联。但在阅读假新闻时，冲突国家中主流叙事和公民叙事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而非冲突国家中，叙事类型对假新闻的可信度没有显著影响。

图2

对比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受访者看到彼此国家的新闻时，我们获得了另一条结论。图2B表明，俄罗斯受访者认为，如果有关哈萨克斯坦的真实新闻是来自主流叙述，那么这些新闻显然更可信，反之亦然。在事后 LMM 模型中，假新闻对应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 假设3：对俄罗斯受访者来说，个人对政府的态度对叙事类型在可信度感知中的影响很大，但对乌克兰或哈萨克斯坦的受访者而言并非如此。

图3

如图3A所示，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对比中，主流叙事的评级随着个人对政府的支持上升而增加，公民叙事的评级则对应减少。与预期一致的是，俄罗斯受访者关于主流叙事和公民叙事的差异比哈萨克斯坦受访者的要大得多。在这两个国家，那些不支持本国政府的人对主流和公民叙事新闻的可信度评估没有显著差异，而那些支持的人对主流叙事新闻的可信度评分明显更高。

在俄乌克对比中，俄罗斯用户在可信度与个人政治倾向之间的关系方面比乌克兰用户更加显著。研究表明，阅读乌克兰语新闻的乌克兰用户相较于阅读俄语新闻的其他四组用户来说是特殊的。这一群体在叙事类型上的可信度评分差异最大，并且在政府支持水平上没有差异。

如上所述，相当比例的用户(22%的男性，10%的女性)保留了他们对政府的评价。这种用户特征与叙述类型发生了互动。具体而言，保留支持度的用户对公民新闻的可信度高于提供支持度的用户；这种差异在主流叙事新闻中不显著。该模式表明，不给政府支持评级的用户与不支持政府的用户更为相似。

▐ 假设4：对乌克兰受访者来说，如果选择用乌克兰语而不是俄语阅读新闻，那么叙事类型对新闻可信度的影响更大。

在假设4中，对于乌克兰受访者，我们预期如果受访者选择阅读乌克兰语而不是俄语的新闻，叙事类型对新闻可信度的影响会更高，但这种相互作用在LMM中不显著。然而，这种交互是通过国际关系感知的进一步调节来限定的; 显然，当我们将观察限制在那些认为与俄罗斯的关系不好或非常不好的乌克兰用户时，这种交互是存在的。这一结论部分支持了假设4。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实验证实了新闻消费者对外国新闻可信度的判断受到叙事类型的影响：与主流叙事一致的新闻被认为比那些挑战主流解读的新闻更可信。虽然个体对国家关系的感知和个人对政府的支持水平会部分地调节这一效应，但这两个调节变量本身对可信度不产生影响，而叙事类型则具有非常显著的独特效应。更重要的是，它比另外两个实验变量——新闻真相状态和新闻来源类型(后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影响更大。也就是说，叙事类型对感知新闻可信度的贡献大于新闻的实际真实性。

从政治传播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发现不仅为国家层面在外交事务媒体叙事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证据，而且更重要的是，至少在外国新闻领域为国家层面的回音室的存在提供了证据。

研究证明，针对虚假新闻，国际冲突会放大主流叙事在敌对国家用户间的可信度。当俄罗斯和乌克兰用户看到彼此的假新闻时，如果与主流叙事一致，他们会更有可能相信假新闻，并大幅降低公民叙事的可信度。在俄乌对话中，对邻国的主流叙事都是激烈的互相指责，公民叙事则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敌意，甚至可能呈现出对邻国有利的立场。这启示我们，在国际冲突的存在下，人们可能更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影响，从负面的角度看待对手，而不太容易受到更有利于对手的错误信息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我们提出了外国新闻报道中主流叙事与公民叙事之间的区别，这为政治传播学者提供了一个角度，以解释公众对总体新闻可信度判断的差异。在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这三个国家中，主流叙事被证明对新闻可信度的影响高于新闻的真实性。这一效应在国际冲突条件下会得到加强，尽管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用户对政府的怀疑所补偿，但当报道对敌对国的敌意很强时，这种补偿也会减弱。通过揭示放大因素和补偿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我们对叙事类型在国际新闻可信度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描述，为政治传播理论的完善做出了贡献，并且提高了该领域实验方法的严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