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互联网的民主化被一些人认为具有巨大的民主潜力。互联网被认为促进了不同背景的人之间开放的思想和意见交流，纵使他们可能不太可能在线下见面。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打破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和持续存在的界限的工具。然而，科学证据描绘了一幅不同的图景，即可能是由于个体偏好或在线平台的算法偏差，个人并没有将不同的社会群体联系起来，其主要会同与自身相似的人进行在线互动。反过来，这会导致政治路线上的群体之间的意见差异更大（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和更具敌意的群体间关系（情感两极分化）。因此，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如社交媒体）并没有弥合社会鸿沟，而是扩大了这种分歧。然而，尽管有这些令人震惊的发现，人们对群体成员身份如何影响在线行为仍知之甚少。
与美国的政治和种族群体一样，民族宗教分歧是当代荷兰社会的“明线”。摩洛哥人和土耳其人后裔是荷兰最大的两个少数民族群体，与日益世俗化的多数族裔人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主要是穆斯林。相关地，与占多数的荷兰人相比，土耳其-荷兰人和摩洛哥-荷兰人平均持有相对保守的文化价值观，例如，在性自由主义方面。由于这些文化差异，土耳其和摩洛哥少数民族被部分占多数的荷兰人视为对自由的荷兰文化的威胁，这恶化了族际关系。本研究特设一个在线平台，使荷兰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用户都可以在此参与争议性话题的讨论（比如同性恋和堕胎话题），以期观察群体成员身份对在线表达与两极分化的影响。
H1：参与者在混合或不一致的在线舆论氛围中比在一致的在线舆论氛围中更不可能使用（不）喜欢来表达他们的个人观点。（表达效应）
H2：参与者在混合或不一致的在线舆论环境中比在一致的在线舆论环境中更可能使用（dis）喜欢来偏离他们的个人观点。（偏差效应）
H3:内群体环境下的表达效应(H1)和偏差效应(H2)强于外群体环境下的。(内群体影响)
参与者是通过 2022 年 6 月 27 日至 2022 年 7 月 26 日期间在线的 Facebook 广告活动招募的。在广告中，Facebook 用户获悉乌得勒支大学正在开展一项研究，用于洞察荷兰人、土耳其-荷兰人和摩洛哥-荷兰人关于社会问题的想法，及其如何与他人分享意见。在提供知情同意后，参与者将被引导进行一项调查，主要是询问他们对同性恋、堕胎这两个话题的意见及一些人口统计变量。完成调查后，参与者被引导至在线讨论论坛。数据收集的相关信息可参见图 1及图2。
首先，本研究认为占多数的荷兰人与土耳其-荷兰人和摩洛哥-荷兰人受访者对种族内外群体成员提倡的在线规范有不同的反应。因此，忽视群体成员身份在研究线上表达和意识形态极化中的作用可能会低估在线环境中意见动态的复杂性：重要的不仅是别人说什么，谁来传达信息也很重要。这一发现对于社交媒体的其他不良后果（例如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的传播）的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研究结果表明，在线环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两极分化，这超出了先前研究中强调的沉默螺旋理论。研究发现，个人遵守在线规范不是通过保持沉默而是通过支持他人的意见实现。可以说，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表达不同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导规范会变得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而这进一步增加了支持主导规范的偏离意见的表达可能性。因此，我们在网络环境中观察到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程度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并不能代表实际的舆论氛围。
最后，这项研究也有许多局限性。诸如，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在本研究中是个人表达的动态、宏观层面的结果，但我们尚未明确地测量意识形态两极分化本身。为了捕捉这个过程，未来的研究应该纵向研究个人表达如何影响在线舆论氛围，反之亦然。再如，本文只研究了在线舆论氛围与参与者个人意见的一致性如何影响在线表达。但实质上，在线讨论的其他特征可能会与意见一致性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个人行为。例如，一项研究表明，与文明讨论相比，个人不太可能在不文明的讨论中表达少数人的意见。
总而言之，尽管网络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引起了大众与学界的广泛关注，但群体成员于其中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我们的结果表明，群体动力可以在网络表达，以及之后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我们建议将“群体”带回群体极化研究：未来的研究应该承认（a）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差异；（b）个人在线上会遇到群体内和群体外成员；（c）个人可能会根据不同的内群体和外群体规范调整他们的在线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