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视点】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中的媒介权力与政治

作者：时间：2023-06-09 浏览：次

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中的媒介权力与政治

摘要

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常被用于中介政治传播的批判性分析。虽然二者在学术上密切相关，但其对媒介权力和政治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化方式。框架理论侧重于考察如何在制度化的政策领域内以互动方式提出问题，并以中介形式表述和解释问题。一些框架研究批判性地审视了媒介结构或媒介霸权，但也过分关注互动，以至于忽视了媒介系统的对抗性。话语理论提供了一种后建构的政治概念化方式，即媒介话语是对抗性的、偶然的、对变化持开放态度的政治。话语理论扩大了媒介权力，纳入了霸权政治之外的（颠覆性）立场。本文认为，在媒介研究中应用话语理论或框架理论深具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但将二者区别可以进一步增强研究辨别力。

文献来源

原文标题：

Media power and politics in framing and discourse theory

作者：

Mette Marie Roslyng；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Psychology, Aalborg University, Denmark

Camilla Dindler；Aalborg University, Denmark

文献来源：

Mette Marie Roslyng , Camilla Dindler. Media power and politics in framing and discourse theory[J].Communication Theory, 2023, 33(1): 11–20.

DOI：

https://doi.org/10.1093/ct/qtac012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有所删减，感兴趣可阅读原文。

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中的

媒介权力与政治

长期以来，媒介只是“反映”社会事件的说法一直存在争议。部分理论和实证研究借助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以不同路径取向阐明了媒介如何在中介政治传播中建构现实。二者都以建构主义和批判性思维来思考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有关媒介内容的研究也常结合使用话语理论和框架理论。

我们认为，对话语理论和框架理论进行区别是对中介政治传播研究来说极为必要，以此我们能够在研究媒介权力和媒介政治角色时以不同角度分析其研究范围和概念差异。

媒介话语理论实际上是更一般的话语理论下的分支。在早期阶段，媒介话语的概念几乎等同于批判性话语分析，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广泛应用于媒介和新闻文本分析。最近，学者们致力于将后结构话语理论系统应用于媒介研究领域，这也为我们理解媒介权力如何作为霸权，反霸权和政治话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见解。

框架理论则主要源自认知研究和过程导向性的社会学。框架常被理解为以心理和制度来构建特定社会现实的交流过程。媒介文本的框架则被视为由叙事和象征装置的组合，这些装置（可能）与个人图式和历史、文化现实产生共鸣，从而发挥出某种力量。

此外，一些研究认为框架理论是多范式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但具有理论整合的潜力。比如有学者将其与霸权理论相结合，其研究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政治环境和框架之间的共鸣。同样，大多数话语理论都与批判理论紧密结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可以是相辅相成的。巴登（2008）就成功将二者进行了理论整合，他认为话语理论可以将所研究的框架置于语境中，并从互文维度和语义网络角度切入，研究新闻生产和受众的新闻文本接受度。

综合而言，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可以揭示权力在不同领域的运作方式。因此，在结合框架分析和话语分析时，也应在实证和理论研究上避免将话语理论和框架理论混为一谈，同时也要考虑这两项不同研究传统的不足。尽管话语理论和框架理论的结合富有成效，但本文认为仍有必要进一步从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出发，分析媒介如何构成并干预权力和政治，以保持批判性。

就此，本文提出了研究问题：框架和话语理论在分析和概念化媒介权力和政治时有何异同？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考察了框架和话语研究是如何通过几个关键“事件”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产生的。其次，我们着眼于当前框架理论和研究如何利用媒介权力的制度方法，以及话语理论和研究如何关注媒介反权力和媒介在霸权政治中的作用，探讨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三，两个理论传统对政治的概念有所不同。虽然媒介框架允许媒介在（主要是多元化的）民主环境中发挥作用，以争夺并增强政治权力，而话语理论则可能将“政治”视为政治的一种颠覆性存在形式，它可以在对抗性的民主空间中替代政治主体。

话语和框架的理论溯源

为了更好地理解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如何分析和概念化媒介权力和政治，我们首先探讨了对两种理论传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四个理论“事件”。虽然这些事件绝不能详尽无遗地叙述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的理论发展，但它们也构成了一个简短的谱系。这四个事件对于阐明两种方法之间的异同非常重要，它们分别是：

▐ 事件一：话语理论的语言学和符号学转向

媒介话语理论在媒介建构意义时，曾更侧重于语言的表演性。但随着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语言和符号学转向，语言对社会结构的建构作用更为凸显，这也意味着透过语言游戏的表象以及对其背后的语言和符号学结构来看待社会事件。即，构成媒介话语的各种文本不仅仅是现实的反映：媒介由形成多个互文链的话语组成，这些话语不仅对社会现实具有建构作用，而且也构成了现实的一部分。因此，语言在媒介建构现实的力量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

话语理论至少在两个方面依赖于这种语言学转向：其一，话语和社会语言学分析的结合；其二，利用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解构来构建有意义的能指。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传统中，费尔克拉夫将媒介话语和权力与文本紧密联系起来，强调文本如何构成话语和社会条件。他将话语定义为：“……从某种社会秩序的特定角度与特定表征相关的一种语言”。他强调文本的话语效应是：“与文本相关但发生在文本之外的过程”。因此，媒介文本不仅是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而且二者之间也存在权力关系。

▐ 事件二：框架理论的解释社会学传统

话语理论具有建构主义的语言基础，而框架研究的建构主义概念则源于由现象学、民族方法论和符号互动主义组成的解释社会主义，从而将新闻框架概念化为一个主体间性的意义制造过程。根据塔奇曼（1978）的说法，解释是建构主义的：“解释社会学家认为，这些框架定义了什么是越轨的，什么是规范的，而不是说关于行动者的框架可能会‘改变’社会结构”。这种建构主义归功于民族方法论传统和舒茨的现象学。根据民族方法论，意义的创造是行动者的一种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他们通过解释社会情境来理解自己的日常世界。此外，行动者也期待获得客观的事件和话语，因而也具有主体间性意义。框架建构者根据社会情境的定义来解释发生的事情，然而，世界也可能根据他们对话语和事件的认知倾向而呈现，从而为其强加上秩序和意义。

由此观之，媒介框架是辩证式的知识建构，通过实践和认知的内化与外化，不断被重构。塔奇曼指出，“框架将不可识别的事件或无定形的谈话变成了可识别的事件”。

框架构成了对媒介客观性的批判。一些批判性框架研究结合了过程分析和文本分析。基于霍尔、葛兰西、赫尔曼和乔姆斯基的传播模型，大量的实证研究收集并分析了政治情境中的媒介内容及其生产环境。这些研究中有一个主题反复出现，即霸权或政治精英对媒介构建现实的权力，从而掌握公众舆论。霸权的概念化是框架分析和批判性理论理论整合的又一例证。

▐ 事件三：话语理论的后结构主义转向

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尤其是后结构话语理论，都研究语言的表演性、制度性及主体间性过程，强调媒介框架和媒介话语的建构性，但在能指、权力对抗和角色作用的多重决定因素研究上却截然不同。

这也是后结构话语理论如何概念化媒介权力和政治的核心问题。在后结构话语理论中，多重决定因素是一个激进的排斥性的概念，说明对抗关系对任何表达都至关重要。对抗关系不仅仅指话语在发挥积极建构作用时所体现的的对立或矛盾，它也指代一种激进的“他者”阻止或否认话语身份的关系。对抗主义“……成为所有客观性的极限……对抗没有客观的含义，而是阻碍客观性本身的构成”。因此，对抗产生的意义来自于一种构成性的外部，否认内部的同一性。

部分框架研究解决了来自社会运动的政治阻力议题，这与话语理论研究媒介在挑战和破坏霸权话语中的作用有一定的相似性。通常情况下，框架研究往往会从宏观理论和社会实践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开展，批判性话语分析中也存在这一区别。费尔克拉夫对话语和社会实践进行了区分，这使媒介内容的分析朝着批判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以超越框架和话语，开展更深入的结构性分析。媒介的意义制造不仅是行为主义的、可观察的和有意识的，而且也属于无意识认识的社会和语言结构，它也可以是语义、文化、意识形态等。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框架建构常被归因于制度和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实践，甚至是文化框架，它们反映了更大实体（比如受众，但通常是媒介机构）的利益，但常被理解为理所当然的。

由于社会关系的多重决定性，学界也强调社会意义形成的开放性和话语性。但这并不代表要否认媒介话语中的“分散规律”或“结构”，这种“结构”可以是制度性的、物质性的或（部分）由权力关系确定的。媒介话语是在复杂的权力关系网中发展起来的。在后结构话语理论中，媒介话语通过多重决定因素中的消极因素来确定意义，以展示权力。框架理论（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批判性话语分析）致力于将媒介权力解释为赋予底层（媒介）结构、文化和制度的文本生产和意义制造过程。

▐ 事件四：从过程分析到定量分析的转向

当下，框架研究和部分话语研究开始转向一般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这一转向承认框架是事实和语言特征的规则模式/矩阵，这种规律性构成了一个框架，因此可以进行内容分析等定量分析。一些学者对内容分析进行了创新，以识别和量化新闻中的某些框架。其中有学者确定了特定于某个主题领域的框架，或对贯穿所有新闻叙述节奏和主题的通用框架进行了分类。

定量框架研究建立在其他既定理论的基础上，它是中立的、理论的。这种量化可以通过规则的去文本化来研究意义的具体化。这一研究方法代表了一种强调透明度的语言方法，这与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中关键的“语言转向”的基本先决条件相背离，即语言的任何透明度都因其偶然性而被视为虚幻的。换言之，规律在语义层面上不一定保持一，因此，最近的量化趋势背离了这两种理论的建构主义基础。

综上，这四个事件的谱系框架表明，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都认为媒介建构现实，但建构主义的方式各不相同。框架理论，以及大多数批判性话语分析，都倾向于维护媒介（过程和内容）和其他现实（技术、实践、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后结构话语理论则研究媒介如何通过（其他意义的）激进排斥时刻生成意义，以强调媒介文本所扮演的角色。

此外，尽管两种理论都强调语言的中心地位，但它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哲学传统：解释社会学强调语言的象征和互动作用，而后结构主义则侧重于解构语言的结构意义。这些差异对于进一步分析每种传统如何创造不同的媒介权力和政治观念很重要。

图1 政治和媒介政治权力三重概念中的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

媒介权力的三重概念

在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中，分析媒介也意味着分析权力。这两种传统都关注到了媒介如何以强有力的方式行事，以及媒介行为如何影响社会和政治事件。

根据卢卡斯所划定的三个权力维度，我们认为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们将媒介权力概念化为制度性或霸权性的。框架理论认为，媒介多利用权力来促进多元竞争，确定意义谈判中的特定意义，而话语理论则意识到在这些竞争过程中存在着能隐藏或删减意义的权力。

卢克斯区分了权力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借鉴了达尔的概念，即权力是决策中可观察到的直接关系；第二个维度将行使权力的空间扩大到非决策领域，即决策过程之外组织问题的过程。然而，卢克斯认为，在权力的第三个结构维度上，权力对于避免冲突来说是最为必要的。媒介无疑有助于“动员偏见”，以此才能在决策的政治领域内外都做到利益分配和议程设置。

与此同时，权力的结构维度强调了媒介在意义和意识形态权力复制中的作用，这些权力通过“……群体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行为，以及制度的实践……”以更隐蔽、无意识的方式运作。

在下文中，我们认为框架理论正如权力的第二和第三维度所描述的那样，将权力概念化，而话语理论则强调权力的后结构概念，从而超越了卢克斯的第三维度。

政治的概念化

研究权力也意味着研究社会变革的问题。从霸权和制度权力的角度来看，政治代理人可能会被排除在外，无法认识到权力的运作。框架理论涉及政策和有争议的、偶尔是霸权的政治领域内的互动和解决问题，而后结构话语理论则专注于在多重决定性和对立的环境中政治代理的可能性。因此，框架理论关注“政治”很敏感，而后结构话语理论则关注“政党”。

▐ 政治：作为制度

20世纪末，借由新制度理论，结合对媒介系统的新经验和理论见解，强大媒介的理论死灰复燃。在这种观点中，媒介是权力的行动者，但它们的行为与其嵌入不同的政治制度和议会局势有关。根据这一点，框架与制度政治密切相关：“研究重点关注新闻媒介组织政府和政治行为者行动的能力，从而探究新闻媒介对政治议程和政治框架的影响”。在这种观点下，媒介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因素，媒介“要么通过影响公众舆论（这是最常见的假设），要么通过在政治内部人士间挑起动荡”来影响世界。

在我们看来，这些研究都涉及到了媒介的制度政治权力和框架的核心作用。在制度政治权力中，社会秩序的稳定是生成并认可合法意义与经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相互的、主观的。框架理论主要援引多元或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结构性的意识形态观点。与此同时，结构性观点在探索媒介改变其他社会制度（如政治或经济）的力量的框架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 政治：作为后结构性的反霸权

在大多数媒介话语研究中都隐含着媒介对霸权政治的贡献。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另类媒介和公众参与在反霸权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观点要求特别关注“政治”在媒介话语中的作用。

最近，一些后结构话语研究将重点放在媒介上，将其作为制度化、霸权政治之外的潜在反霸权影响因素，经常强调数字媒介作为潜在“反霸权力量”的载体的作用。反媒介或另类媒介强调“政治”，通过分析反话语立场的中介空间来颠覆政治，这些立场也使对立和冲突的政治边界更为显而易见。

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有关政治代理和变革的讨论。框架理论在多元民主环境和社会机构的结构变革过程中，透视新闻媒介，并从新闻媒介出发，探讨公众舆论和政策的形成。后结构话语理论则借鉴了激进民主，强调媒介的霸权，但反话语同样也具备激进变革的条件和潜力，从而推进激进研究议程。

结论：框架、话语和批判性

为了提高在分析媒介权力和政治时的理论辨别力，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在分析和理论化媒介权力与政治时，有何异同？

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建构主义出发点：对现实的中介构建可能看起来很顺理成章，但却模糊了争议和对立关系，甚至排除了替代现实和利益的可能性。

本文认为，框架理论产生于解释社会学，而话语理论则与符号解构相关的语言转向有关。在框架理论中，意义是辩证构建的，而在话语理论中，意义是通过多重决定因素中的否定性来构建的。这种谱系差异指向不同的媒介意义制造。

因此，这些理论需要对不同的情况和现象进行分析。相比之下，话语理论要求分析政治行动者如何参与能指的霸权表达，在这种表达中，立场被建构为外部表达和政治边界。这将媒介的概念延伸到了反霸权立场，这些立场不仅是辩证的，也是对抗的。虽然这是话语理论的一个特殊优势，但框架理论的分析力量在于长期以来从（新的）制度视角关注生产过程的传统。这些生产过程有时会作为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但在后结构媒介话语中常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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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在媒介权力与政治研究中的异同

关于权力，我们的分析表明，这是一场从动员偏见，到结构性权力，再到后结构性权力的运动。框架理论主要在前两个维度上运作，而话语理论则从结构权力走向后结构权力。同样，我们的分析也概括了一条路径，政治从制度情境出发，通过霸权竞争，走向反霸权立场，从而导向政治对抗。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在关注霸权政治时相通，但在将霸权视为理所当然的意义建构的同时又有所区别，框架理论更强调制度互动，话语理论则结合了霸权和反霸权的政治理解。这两种理论都关注意义的媒介建构，但有不同的实证和认识论研究重点。

这些关键的差异进一步加强了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的分歧，但批判性框架理论和批判性话语分析又有所重叠。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在提供批判性媒介分析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因此，它们在规范和解释层面上都是至关重要的。框架理论通过传统结构和制度化的互动与内容模式，为变革提供了力量，这些框架也代表他人促进了现实的构建。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话语理论则对媒介权力的霸权和意识形态运作进行了批判性思考。

对于后结构媒介话语的领军学者来说，批判超越了规范性问题，是激进的、偶然的：由于没有一个社会体系是整体的，也没有一个主体地位是固定的，因此它总是为批判留有余地。与此同时，批判永远无法终结，我们在进行批判的同时也要时刻反思批判本身的偶然性。因此可以说，话语理论（尤其是后结构话语理论）可以推进（媒介）行动者研究和探索激进民主，框架理论主要为完善和重思自由民主制度及媒介在其中的作用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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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中的媒介权力与政治

话语和框架的理论溯源

▐ 事件三：话语理论的后结构主义转向

▐ 事件四：从过程分析到定量分析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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