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碎片化风险不仅是技术挑战，也是治理冲突的问题。字节跳动面对中美治理体系，必须做出相应的选择。到目前为止，字节跳动看似成功，但还有许多互联网公司面临着同样困境，其他互联网公司往往直接在两个系统之间进行单方面选择。例如，谷歌和Facebook无法进入中国，而微信和微博也没有真正进入美国。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困境背后的不同治理体系，以及跨国平台公司处于该困境中的应对？现有关于中美平台治理的比较研究主要从平台增长模式、资本运作和平台政治经济等角度进行，没有直接聚焦于内容治理。同时，传统的媒介比较体系理论也缺乏对中美两国的比较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以“双轨治理”的理论框架，试图回答企业如何在这样一个由不同的内容平台治理规则组成的国际化世界中生存和发展，对于互联网治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然而，除了明确法律禁止的内容外，美国对内容治理的基本态度是“无诉无审”，这是一种被动回应诉讼的治理机制。如果政府试图通过事先禁止来限制和规范内容，那么它将承担明显的举证责任和重大的违宪风险。即使是互联网平台公司也对其平台上的内容遵守最低限度的禁止性限制，将更多的决定权留给用户。随着互联网深入社会生活，国会打算通过立法直接规范互联网上的言论，但推进并不容易。最近，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对平台公司提起反垄断诉讼来推动一系列新法律的出台。尽管如此，他们是否会在不违反第一修正案的情况下取得成功仍然不确定。

技术治理是互联网治理的延续，中国的互联网治理形成了以网信办为中心的综合治理体系，从个人出发，以平台为治理点，实现内容管理。在多方利益相关者模式下，美国互联网治理反映了由企业主导的网络私人秩序，将平台视为商业产品，将平台运营商视为有权维护网络秩序的科技企业。

尽管中国的平台与美国一样商业化，但中国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措施管理平台公司。近两年，政府部门发起了一系列平台反垄断活动，以加强不同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代表了专注于企业合规执法的互联网平台，这是政府将内容治理承包给企业的中国平台模式，政府委托私营企业进行在线监管、内容审核和非法信息屏蔽。网信办建立了一些行政检查机制，通过召开会议和检查平台企业的运营情况来监督平台企业，同时企业也主动采取相关行动遵守政府规定。

美国平台公司在技术治理方面拥有巨大的自主权。谷歌，Facebook和Twitter等公司经常坚持认为它们应该被视为纯粹的科技公司。美国内容治理的基本权力结构是民营企业、社会监督、网民自律，其中以Facebook、Twitter、Google、苹果等为代表的超级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内容平台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平台治理已经转化为通过平台治理，他们甚至有私人的“最高法院”和“宪法公约”。一些学者甚至认为，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的治理模式具有19世纪威权国家的许多特征，保护基本的公民自由权利，但仅以有限的方式回应公众舆论。美国私营平台公司无疑行使了更深入、更深远的权利来管理跨国界的网络空间。

▐ 平台责任：中国主体担责，美国责任豁免

美国追求平台经济优先发展，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以平台责任豁免确立了平台公司相对自由的市场地位。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第三方用户的言论或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对其针对暴力和色情等内容采取的任何行动以及向用户提供的限制访问责任的技术措施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些条款成为美国内容治理的基石，明确了平台不对内容负责，同时赋予它们监管平台内容的权力。

▐ 治理范围：中国机制在国内运作，美国机制在全球实施

美国平台公司有意识地追求全球市场。例如，Facebook 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用户，并制定了全球应用的平台社区规则，这是一种全球治理形式。随着开放和自由互联网的自由主义话语，美国继续将其互联网治理作为外交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相比之下，中国的治理模式似乎具有更强的地域特异性，尤其是在内容及其文化和价值观方面。

与销售硬件和设备的公司相比，中国平台公司走向全球的难度最大。提供内容服务和平台服务的腾讯在全球化方面进展缓慢，其用户绝大多数是中国人。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的内容较少，其已将贸易拓展到东南亚。运营硬件设备的华为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业务，为全球30多亿人提供服务，被认为是中国最成功的全球公司之一。与此同时，当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时，更难进入与内容治理强相关的领域。在与内容密切相关的社交和搜索领域，谷歌进入中国的努力并不顺利，最终以退出告终，迄今为止，Facebook和Twitter仍处于中国市场之外，全球电子商务巨头Amazon在中国幸存下来，但发展不如预期。另一方面， Cisco, Apple和Microsoft作为提供技术的公司，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