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没有互联网的全球化。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商业互联网的普及，全球通信和信息的流动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从全球贸易到个体社交，越来越多的社会互动依赖于大量数字数据的交换，这些交换不仅成本低廉，而且近乎实时。互联网是支撑这些全球化进程的基础设施，也是全球数字秩序的核心。这套全球数字秩序是决定全球信息流动的技术、经济、政治和监管实践的总和。政府、私营公司和民间活动者都在不断地塑造和重构这一秩序。

互联网并不对应着一成不变的全球数字秩序。关于互联网应如何被使用，以及它应该促进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问题，一直都饱受争议。特别是在早期，互联网的传播和使用伴随着对虚拟的世界社区分散化的期望和乌托邦观念。然而近年来，我们可以观察到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回归：在不同的政治主旨下，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维护国家主权。在世界主义者中，这一发展引发了人们对互联网“碎片化”的担忧。“碎片化”一词指的是一个以前同质的、完整的结构解体并分裂成各个国家互联网，不能像以前一样顺利地互动。然而这种恐惧不仅忽视了几乎一半的人类仍然无法访问全球互联网的事实，而且还否认了互联网及其应用的使用、设计和监管方面的许多区域差异。

本文建立在对技术、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的偶然性和各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理解之上，并通过网络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普遍认为全球互联网是一个网络的网络，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由许多不同规模和形状的相互联系的子网络组成的复杂系统。可以推想，互联网具有分散结构的潜力，只需要几个协调和联系点就可以避免政治以及经济权力的集中。然而，同样可以想象的是，互联网也具有集中权力的潜力。因此，互联网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为分散化和集中化对其网络构架的持续冲突。互联网最初是一个基本分散的网络，然而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强大的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强大的跨国公司，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巩固他们在互联网及其不同子网络中的权力，有时甚至试图重新配置某些子网络，甚至是整个互联网。

为了分析互联网重构的过程，我们从网络理论将权力关系概念化的方式中得到了启发。首先，这与网络内部的权力有关尤其是行为者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有关。一个网络中的中心位置是这个网络中与其他节点连接数量较多的节点。与网络外围的节点相比，核心参与者有更多的行动选择，因此最终会拥有更多的权力。例如他们可以作为特定网络的“守门人”，控制对某些商品或服务的访问。其次，这与改变网络结构的能力有关，包括决定是否需要连接子网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连接子网的能力。从本质上讲，网络上的权力意味着对网络逻辑的控制，包括权力在这些网络中分布的方式。原则上，这种权力既可以在全球网络的层面上行使，也可以在子网的层面上行使，一个拥有网络权力的实体可以利用它为自己在网络中创造一个集中的权力位置。

人们通常认为，网络是以分散的方式设计的，因此没有任何实体可以在网络中占据中心的权力地位，而这一假设又通常与对网络组织形式的规范性期望有关。特别是在互联网治理领域，去中心化和非等级化的网络通常被理解为对传统社会组织形式的有利替代。网络组织被认为比传统的组织形式，例如家庭或国家，更加开放、灵活和包容。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网络也可以被设计成集中权力的形式。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不赋予互联网规范性的意义来预设其构架是很重要的。相反，我们把网络本身的性质作为研究的对象。互联网应该走向集权还是分散的问题，与技术、社会、经济和政治子网络的特征有关，而这些政治子网络则在整体上构成了全球互联网。

争夺互联网未来的斗争往往被描述为自由主义国家和集权主义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对抗。即在意识形态的分歧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和权力的冲突。这种冲突超越了地缘政治的传统形式，并不完全对应于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民主政府及总部设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公司，同样在努力创造并占据互联网子网络或整个互联网的中心权力位置。在这个层面上，他们的目标与集权政府的目标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寻求将他们对网络的权力制度化，自由主义者在不知不觉中为建立中央集权的网络结构做出了贡献，而这种结构特别适合于集权政府的需要。总而言之，这些发展最终导致了全球数字秩序的趋势，即比过去更集中、更威权。

然而，即使在早期发展的这个阶段，互联网也表现出某些权力集中的特征。首先，早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集中组织的。例如，域名系统（DNS）最初由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和互联网先驱乔恩·波斯特尔一个人管理。理论上这项任务应该由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IANA）负责，然而在实践中，是波斯特尔为新用户分配地址并将其加入网络。因此，由于在网络中的这种特权地位，波斯特尔和IANA可以充当守门人，尽管没有任何关于实际行使这种权力的报告，但他们在理论上可以拒绝新的网站供应商进入互联网。

其次，早期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和应用层方面也具备一定的集中色彩。最初，互联网作为美国大规模公共投资推动的项目是不允许将网络用于商业交易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推行了一项有意将互联网私有化和商业化的政策，私营公司开始扩大互联网基础设施。因此，今天美国和其他许多效仿其政策方针的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很大一部分掌握在私人公司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互联网是由市场优于公共机构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塑造的。虽然这种商业化导致了互联网的全球扩张，并为继续定义其使用的创新铺平了道路，但它也导致了互联网的基础设施集中在少数美国供应商手中，使他们在互联网的全球网络中拥有重要的权力地位。

然而，美国的政策并不只是影响早期的数字经济。更广泛地说，它可能对全球网络权力带来了最深刻的影响，因为它按照广泛的自由主义原则塑造了互联网，同时还确保了美国政府的核心权力地位。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早期结构体现了这种双重战略。1998年，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成立，目的是为波斯特尔所在的IANA职能提供一个机构框架。ICANN新立的工作和决策结构是以自我管理和各方治理为标准的。直到今天这种模式背后的逻辑仍是，促进与互联网及其未来发展有利害关系的所有主体之间的自愿合作，包括用户、公民社会、私营公司和被剥夺了特权的政府代表。

这一模式通过互联网治理论坛（IGF）的建立进一步制度化。与ICANN一样，IGF的创建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尽管它试图构建一个不以等级或政府决策为优先的国际讨论环境，但美国政府在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早期体制结构中为自己争取到了特权地位。最突出的是，它让自己的商务部监督IANA的职能。因此，ICANN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政府追求的全球数字秩序的一个典型例子。它将自由主义的秩序理念、对多方利益相关者治理理念与维护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的中心地位的尝试结合起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并不矛盾；相反，正是美国强大的核心地位使其被视为自由主义数字秩序的保障者。然而，ICANN和IGF的成立加强了美国对全球互联网网络的权力，并否认政府独家决策权，受到了那些被置于网络边缘、不认同这种自由秩序概念的集权政府的抵制。

总之，尽管各方努力减少互联网全球基础设施及其核心治理机制层面的权力失衡，但美国仍然保持着权力的中心地位。早期对互联网的想象是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开放的、覆盖全球的网络，这种想象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但现实已经证明实现起来比预期的要困难得多。

尽管斯诺登泄密事件引发了强烈反对，但全球网络层面上的权力关系似乎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然而，如果我们超越诸如DNS等核心基础设施，并将全球网络视为子网络的并集，就可以观察到地震般的剧变。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有几个国家开始重新确立对其数字基础设施的控制。他们强调了他们想要加强自己的“数字主权”的雄心，并选择了一条不需要与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控制的全球网络结构进行协调的道路。

俄罗斯政府的努力影响尤其深远。2019年底，普京政府宣布了一套措施，目标是建立一个“主权互联网”，扩大俄罗斯政府在俄罗斯互联网子网内的权力，包括使信息流属地化的技术措施以及建立基础设施的措施，以便在政府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将所有互联网流量路由到本地。事实上，俄罗斯政府还寻求了对DNS的控制，以不再依赖ICANN。一方面这代表了一个国家对其子网网络权力的追寻，另一方面，这些努力也以有效影响全球网络配置的方式挑战了全球互联网的权力结构。

中国政府已在国内实现了对互联网的有效控制。除了国内的努力，中国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积极试图重塑全球数字秩序的国家之一。中国政治领导层将互联网和更广泛的数字技术视为加快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机遇，其目标是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网络超级大国”，跻身控制全球互联网权力的核心角色之列。其潜在的战略思维与美国类似：通过技术优势实现政治和经济优势。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积极制定和传播技术标准并建设了亚非国家的大量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与俄罗斯一样，中国也积极寻求在联合国框架内参与有关数字治理问题的讨论；此外，中国已经担任国际电联的理事好几年了。

但是，不只是集权政府在追求数字领域的主权，一些民主国家也试图在数字技术方面主张其政治、经济和社会自决权。例如在欧洲，法国和德国都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们希望加强自己的数字主权以及欧盟的数字主权。他们也希望扩大他们对国家子网络的权力，但并不是为了让他们的国家子网完全独立，而是希望限制美国政府和大型科技公司的权力。为此，他们实施了网络安全政策，以保护关键数据和技术基础设施，还寻求通过监管政策和积极促进数字技能和能力来加强自己的数字市场。

总而言之，集权国家和民主国家都在努力重申其对互联网的主权，这显示了互联网重构的大趋势，尽管美国仍然保持着对某些核心基础设施的控制，但各国政府对其国家子网络的控制权力却在逐渐扩张。虽然他们的努力在这些子网络中产生了新的中央控制点，但这种全球层面的权力分散将导致整个互联网的网络结构更加分散。更重要的是，在子网络层面，我们现在看到了更多的政治多元性。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遵循美国互联网的模板，而是根据自己的政治目标和传统来配置国家网络，从而改写这些网络的内部逻辑。

这种权力的集中对网络结构层面的互联网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基础设施层面，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公司正通过大量投资于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建设自己的物理基础设施来确保其核心地位，这些公司对全球互联网的掌控力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应用层面，这些科技巨头试图在互联网内创建自成一体的子系统，从而保护其免受竞争。而从网络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公司正试图将其“平台”（操作系统、社交网络、交易中心、应用商店）变成不同的子网络，在其中占据核心权力地位。

“平台化”趋势不仅影响了数字经济的网络配置，也影响了互联网用户的交流和行为。媒体平台可以被理解为另一种类型的子网络，由于这些子网络是其背后的运营商所创造的，因而这些公司在下属的子网络中拥有巨大的权力。这些平台作为中介和守门人，利用其算法和服务条款来决定哪些内容可以被哪些用户发现、被看到和被传播。平台交换信息的规则是由运营商自己制定的，只有在用户或国家的巨大压力下才会改变。

总之，平台经济的兴起导致了经济和社会权力集中在少数公司手中的现状。鉴于公司拥有的子网络的规模和日益增长的中心地位，它们也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互联网的结构。此外，通过建立自己的规则，强大的平台公司不仅确定了他们互联网子网的逻辑，而且还能够对全球网络的基础设施和应用层行使巨大的权力。目前，他们的权力和由此产生的互联网集中化只受到政府的监管限制，这些国家试图维护自己的自主权，并保护其公民面对这些强大守门人的利益。

我们的分析为全球互联网和整个全球数字秩序的未来描绘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前景。可以预见的是，各方在维持全球互联网的共同基础或公共核心方面将达成一个共识。如果在这个单薄的全球框架内，互联网治理的集权形式进一步蔓延，我们可能会面临全球数字秩序“从下往上”的逐步重组。换句话说：如果在不远的将来，大多数子网络在政治上被设计为服务于集权统治者的目的，对子网络和子网络内部的权力会聚合成为对整个网络的权力，而这将在整体上重塑全球互联网。

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无法预测更加集中的全球数字秩序趋势是否会继续发展甚至加剧发展。近几十年来，我们所熟识的互联网一直具备偶然性，它是由那些开发、使用、协调和管理它的人的决策所形成的。而根据我们的分析，自由互联网的拥护者似乎应该更多地关注他们的行动将如何导致互联网的重组，以及他们在子网络上和子网络内部，对集中权力的建构是否会落入那些希望削弱自由的行为者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