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代媒体环境充斥着有争议的信息。由于无法依赖相互矛盾或故意扭曲的媒体报道，受众转向值得信赖的其他人或者信息来理解外部的政治世界。本研究以俄乌冲突为背景，以不和谐的媒体议程和意识形态叙述为标志，探讨公民如何对冲突的政治问题产生共同理解。本文聚焦于位于乌克兰东部的媒体受众，以探索社会嵌入、互动重建和重新协商的共同意义。基于对讨论内容、群体动态和非言语线索的话语和对话分析，该研究区分了三种互动模式(询问、叙述和回避)，它们决定了受众意见形成的条件。研究结果表明，询问模式下的合作促进了讨论，叙事模式下采用僵硬的共识边界会加深两极分化，而回避模式下的愤世嫉俗、冷漠会增加混乱。文章最后讨论了以社会为媒介的意义建构和政治谈话的民主潜力的影响。

文献来源

作者简介：

Olga Pasitselska，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传播与新闻系

文献来源：

Olga Pasitselska(2022). Logics of Exclusion: How Ukrainian Audiences Renegotiate Propagandistic Narratives in Times of Conflic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oi:10.1080/10584609.2022.2047846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有所删减，感兴趣可阅读原文

引言

在俄乌冲突中，媒体在叙述和塑造政治事件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媒体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两极分化以及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扩散引发了对用户能否形成良好政治观点的质疑。这种现象存在于诸多社会之中，在混合型暴力冲突的背景下变得更加紧迫，因为混合型暴力冲突充斥着蓄意的宣传歪曲。在这种混乱之中，一个常见的反应是与值得信任的人讨论政治问题。本研究以俄乌冲突为背景，探讨乌克兰受众如何通过社会互动来理解相互矛盾的媒体叙事。

通过总共14次焦点小组会议，作者分析了媒体受众在互动的社会环境中形成意义协商的话语机制。它扩展了现有的工作，强调了政治讨论对个人推理的影响。考虑到由相互矛盾的宣传叙事所产生的混乱，这个项目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相互冲突的信息环境中塑造公众意见的社会互动。这项研究展示了受众是如何设法适应模糊性的。该研究不同于人们观察到的，即公民通过政治谈话重新协商新闻框架，将他们的个人经验和理解带入其中，这些可能反映也可能不反映原始框架。许多研究已经观察到，政治谈话可能会导致两极分化的观点。因此，关于不同的互动动态如何影响公民对政治问题的理解，还有很多东西有待了解。特别是它们究竟如何通过不同的主张来实现深刻的意义谈判或对原始框架保持共识的。因此，该研究调查了焦点小组参与者如何通过协商来产生对复杂政治问题的共同理解。

理论框架

政治问题是一种允许多种解释的复杂体。不同解释之间的转换取决于信息被处理的上下文，包括除了即时媒体评论之外的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新闻消费的过程嵌入到受众的社会环境中，它将媒体语境化，并以个人经验或大众智慧进行解读。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参与了“意义协商”，既在与媒体文本的交互中进行，也在与他人的对话中进行。通过语境化创建的协商空间可以容纳歧义，并产生对初始阅读的修订。但是互动是如何组织意义协商，以及什么交互动态有助于媒体框架的保留或转换呢？

意义的协商包括认知和规范两个层面，必须确定两者建立一个共同的“理由空间”和一个群体规范的空间。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意义协商是由试图发现可信答案所驱动的。人们根据相关性和信息效用来选择和共享信息以进行谈判。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意义协商是由参与者感知群体规范并遵守它们的方式所塑造的，为那些被认为是道德的、有价值的或其他适当的立场来设定标准。因此，讨论者创造了一个“微观”环境来过滤政治信息的宏观环境流动。这种“群体意见的争论氛围”塑造了谈判的动态及其结果。

在话语层面上，互动者通过积极推动某些解释及边缘化其他解释，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理解和规范框架。这一过程被概念化为“边界工作”：通过动态选择和排除不可接受的主张和观点来划定修辞上的边界。通过将演讲者定位于文本和其社会环境，修辞策略有助于描绘合理的解释和构建社会认同。在讨论过程中，“边界工作”仍然存在争议，因为参与者为正在进行的解释而挣扎斗争，并且尚未达到最终的稳定性。因此，通过对主张和观点的选择、排除而表现出来的修辞边界的转变，改变了政治问题谈判的背景。通过跟踪这些变化，可以长期观察大众解释框架中的转变。

案例：俄乌冲突

为了研究媒体框架重新协商谈判的过程，作者着重讨论了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特别是乌克兰东部媒体受众复杂的信息环境。鉴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媒体对政治事件充斥着宣传性叙述和相互对立的解释，俄乌冲突为“意义协商”提供了一个异常丰富的环境。乌克兰东部分裂的媒体系统迎合了双语人群的需求，这进一步加剧了宣传叙事的碰撞与冲突。除了用乌克兰语和俄语播出的乌克兰电视频道外，俄罗斯的主要媒体在冲突开始时也被广泛运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频道都不是独立于政治利益的，而是被政治经济精英们所利用。

在后苏联时代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国家建设项目之间，在模糊的社会文化空间中，重叠的集体身份使得宣传者能够利用该地区的文化根源和民族归属感进行相互对立的叙述。其中一种说法是，乌克兰正在摆脱苏联的帝国统治，以夺回其在欧洲和欧盟的合法地位，从而提高了人们对自由、繁荣和安全的希望。在相反的观点中，俄罗斯官方话语将乌克兰东部定义为“俄罗斯世界”的历史部分，其中俄罗斯被要求保护其“同胞”免受乌克兰西部构成的“法西斯威胁”。在严重两极分化的公众辩论中，由不同的政治行为者和媒体推动了战略叙事，通过创造严格且排外的集体身份来证明冲突化的政策和行动是合理的。这迫使东乌克兰人需要在这些相互竞争的观点中定位自己的身份，并在冲突中选择一方。

研究方法

作者分析了14次焦点小组会议——有6个小组，每个小组最多召开了3次——讨论与会者对媒体和冲突相关的一般看法，以及他们对所呈现的新闻的理解。虽然焦点小组讨论已被广泛用于研究日常政治谈话，但它们至少在两个方面偏离了自然的政治话语：首先，焦点小组需要讨论具体的问题，因此不构成自发的互动；第二，焦点小组是由研究人员召集的，并不构成自然群体。主持人可以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管理”小组，并允许小组“接管，组织他们自己的、自由流动的讨论。

讨论在乌克兰东部的三个地点进行，包括州中心第聂伯罗、中型工业城镇巴甫洛赫拉德和村庄德尼普罗夫斯克。在每个地点，作者召集了两组人员，每组5-10名参与者（共45名参与者），按年龄（19-36岁和50岁及以上）进行细分。通过滚雪球抽样（第聂伯罗和德尼普罗斯斯克）和便利抽样（巴甫洛）招募参与者。除一组外，所有组均包括男性和女性参与者。除一组(第聂伯罗年轻组有4名女性和5名男性参与者)外，所有组中大多数为女性参与者。每组有两周或更长的时间间隔来重新召集，以促进参与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和更开放的、深入的讨论。

在会议期间（平均持续在1小时15分钟），参与者观看并讨论了在同一周播出的俄罗斯新闻和乌克兰新闻的两个片段。为了捕捉乌克兰东部受众与冲突相关的新闻叙事，作者选择了TSN-Tyzhden(TSN-Week)的片段，这是乌克兰寡头 Ihor Kolomoisky拥有的全国领先商业频道。此外，还选择了俄罗斯国有电视频道Perviy Kanal（第一频道）——类似每周新闻节目的“星期日时间”。这两家媒体追求相反的政治议程：Perviy Kanal赞同俄罗斯政府的立场，主张与俄罗斯建立政治联盟，反对乌克兰的亲西方运动。相比之下， Ihor Kolomoisky支持亲西方运动，主张乌克兰应从俄罗斯的影响中独立出来。这些片段并不包含暴力或情感上令人痛苦的场景。

问题引导旨在引出小组成员自发的思考，并根据新出现的话题进行对话，允许参与者主导讨论。“放手式”引导的主要目的是追踪“自然发生的” 的争论和立场谈判，同意和分歧的动态以及话语边界形成的过程。会议结束后，参与者完成了简短的问卷调查，询问他们的“媒体消费实践录”。每次会议都有录音和录像。小组会议结束后，作者对选定的参与者进行了个人访谈（总共15次），以获得他们对小组讨论的反思，了解未说出口的想法，并观察被访者个人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受访者的选择主要考虑两个因素：群体中的少数意见和讨论中的相对被动。会议之后录音被匿名化转录。

分析

分析工作分为五个步骤进行。在第一步中，作者使用了扎根理论的迭代编码和归纳识别意义协商话语实践模式（分类、提问和论证的序列，引用媒体叙述等）。第二步，进入轴向编码阶段，将话语实践和话语成果(实践所做的是什么，比如客观化证据，支撑叙事、构建概括)和理论建构联系起来。在这一步骤中，出现了三种互动模式（认知探究、构建叙事规范、面子回避）分析。第三步，演绎编码阶段，根据三种互动模式对话语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提炼。当编码方案完成时，作者针对更广泛的样本（第一轮和第二轮）对其进行了验证，并用尽了每个概念的理论多样性。在第四步中，重点关注了不同模式之间的转换。根据对话的转变和变化的逻辑确定了共识巩固和争论爆发的时刻，并将它们与普遍的互动模式联系起来。最后，挑选出能够体现每种模式逻辑的片段(叙事模式144个片段，回避模式88个片段，询问模式62个片段），将逻辑模式与话语成果联系起来，展示逻辑模式在话语中的运作方式。

研究结论

为了构建政治事件的共同意义，克服在意见和认知方式上的各种分歧，每个群体都采用了一系列的话语实践。在分析过程中，作者发现可以根据三种交互模式进行组织，并将其划分为：询问、叙述和回避。每一种模式都是由说话者的交际目标和逻辑来定义的，这些逻辑驱动选择和排斥了某种类型的主张（参见表1）。在询问模式下，参与者执行验证并排除有问题的声明。叙述模式排除了偏离特定意识形态观点的叙述。在回避模式下，参与者排除了威胁面子的主张，这使得他们能够远离辩论。因此，每种模式都确立了辩论的界限，当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发生转变时，它可以被打破和重新协商。根据模式的不同，可以使用不同经验、文化和媒体资源来解释事件。

讨论

在这项研究中，作者提出了三种不同的互动模式，它们解释了媒体受众如何通过“边界工作”协商可用信息方面的差异结果。每种互动模式都通过对特定主张的选择和排除来划定辩论的边界，为构建共享意义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框架。

交互模式允许谈判中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包括意见的范围)，不同程度的共同叙事的连贯性，以及需要不同程度的认知和情感资源投入。询问模式要求对政治事件的意义产生怀疑，通过怀疑和批判性验证来维持。叙述模式要求被“他们”冒犯的“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叙述时维持了封闭的叙述，抵制重新协商，将外部群体置于共识的边界之外，并迫使内部成员遵从。若要摆脱这种逻辑，则需要愤世嫉俗者参与进来。回避模式需要对制度的不信任和对政治世界的无助态度，而这种态度是通过愤世嫉俗的脱离来维持的。参与者拒绝问题解释的规范性前提和认识性前提，以保护“自我”的完整性不受敌对信息环境的影响。

本研究解决了政治对话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空白，解释了政治对话如何塑造公民对政治问题的理解。它补充了现有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依赖于调查、自我报告和实验数据，并专注于不同的结果，而不是协作的过程。该研究还扩展了现有的民族志工作，探索政治意义建构的广泛模式。通过特别关注塑造共同观点的社会和话语动力，该研究强调了公民参与政治对话的重要作用。同时，本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治对话的民主潜力。

但本研究中依然存在局限性。人为召集的焦点小组只能对现实生活中的媒体受众进行有限的概括，也许还存在其他不同的互动模式。作者还注意到，乌克兰的背景给新闻受众带来了独特的挑战，这与长期的冲突、公开的宣传活动和双语观众接触不同的新闻议程有关。同时，由于其媒体环境不够独立，对新闻专业规范的有限管理和明显的政治偏见，乌克兰媒体领域面临了诸多发展中国家和后殖民国家所遇到的一系列挑战。

翻译 | 蒲 蕤

编辑 | 蒲 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