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尽管既有研究表明，深思熟虑的讨论会对群体间态度产生影响，但人们对青春期形成阶段的这种影响却知之甚少。此外，解释讨论影响群体间态度的机制也尚未明确。本项针对瑞典青少年的三波研究(N = 892, 51.1% girls, MageT1 = 13.41, nested in 35 classrooms)调查了教师于课堂上发起的政治讨论在年轻人对对待移民态度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多层次分析的结果表明，认为政治讨论不太频繁的青少年与讨论更频繁的青少年相比，反移民态度更高。同样地，讨论气氛较少的教室比讨论频率较高的教室对移民的消极程度更高，并且这种影响在学生搬到新学校两年后仍然存在。调节分析显示，普遍政治兴趣（general political interest）(非新闻消费)解释了课堂讨论对态度的影响：认为他们的老师经常发起政治讨论的年轻人与讨论频率较低的年轻人相比，会发展出更高的政治兴趣与更低的反移民态度。研究结果表明，课堂政治讨论对青春期群体间态度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以及频繁的讨论会通过激发年轻人的普遍政治兴趣来降低偏见形成的风险。

原文标题：

A Little More Conversation A Little Less Prejudice: The Role of Classroom Political Discussions for Youth’s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文献来源：

Marta Miklikowska, Roderik Rekker & Ales Kudrnac (2022) A Little More Conversation A Little Less Prejudice: The Role of Classroom Political Discussions for Youth’s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OI: 10.1080/10584609.2022.2032502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有所删减，感兴趣可阅读原文

引言（Introduction）

虽然商议理论（deliberative theory）表明，课堂政治讨论很重要，但关于它们与群体间态度关系的研究很少，特别是从纵向的角度。因此，我们并不知道课堂讨论是否会对群体间态度的形成产生长期影响。此外，以前的研究很少区分个人层面和课堂层面的影响。然而，对课堂讨论的感知不仅是对个体差异的衡量，也是对课堂环境的衡量，传统模式可能会导致对课堂间差异的过度纠正。因此，需要对个人和学生作为一个集体的单独经历进行研究。最后，我们对课堂讨论影响态度的机制知之甚少。

为了填补文献中的这一空白，本项三波纵向研究考察了课堂政治讨论与青少年对移民态度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考察了在青少年与固定教师在同一教室度过的三年时间里，政治讨论对青少年态度的直接影响。我们预计，在个人和课堂层面上讨论与反移民态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第二，我们考察了课堂讨论效应的持久性，即在青少年离开教室前往新学校后，这些影响是否仍然存在。第三，我们考察了讨论-态度关系背后的机制的一个可能的调解变量，即青年的政治兴趣。我们预期，课堂讨论对青年态度的积极影响将通过青年的普遍政治兴趣来调节，而新闻消费可能会调节这种影响亦或是将其抵消。

研究方法（Method）

01 研究对象（Participants）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一项更大的纵向研究，该纵向研究涉及青年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诸多方面，如政治效能、讨论、意见和媒体习惯。已知这项研究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每年于瑞典的一个中等规模直辖市进行，且该市总体情况与同一时间报告的国家统计数据相当，故而符合样本要求。而数据收集过程由训练有素的研究助理把控，明确告知了学生研究目的、参与内容，并尊重与保护了研究参与者的权利和数据。虽然此项调查共计有五次浪潮，但研究仅使用前三次（T1-T3），因为第四次浪潮时，学生们已转移至新学校，前期样本被分散到诸多新教室。所以，我们没有关于这些新课堂的讨论程度和兴趣信息，也没有关于这些课堂的种族多样性信息。

最初数据包含946名青少年(MageT1=13.41；SD=0.53)，其中女性占比50.7%，而经济情况均值达到3.01，种族则以瑞典人居多（71.5%的瑞典人，27.1的具有移民背景）。而一些特殊情况的数据会被剔除，一是人数小于8人的教室，以消除可能存在的班级和个人水平变量偏差，二是多次更换教室的个体参与者因为无法被归类至任何教室也会被排除在外。最终样本N=892，嵌套在35个教室中。我们将数据按年龄进行划分，则得到如下数据分布：青年在T1时13岁(M=13.41，SD=0.52)，T2时14岁(M=15.36，SD=0.49)，T3时15岁(M=15.36，SD=0.49)。

02 变量测量（Measures）

反移民态度（Anti-immigrant Attitudes）

让青少年给李克特量表中的3个问题进行赋分，其中1=完全不同意，4=完全同意。将“移民的习俗和传统与瑞典社会格格不入的情况经常发生”、“移民来这里往往只是为了享受瑞典的福利”以及“移民经常抢走在瑞典出生的人的工作”这三个项目的平均分作为量表分数，经检验信度检验较好，均大于0.7。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社会调查也提供了类似的项目来衡量反移民态度。

课堂政治讨论（Classroom Political Discussions）

请青少年对“我们学校有老师试图让学生参与政治问题的讨论”和“我的学校有老师试图鼓励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两个项目进行4级李克特量表评分，其中1=完全不适用，4=非常适用，将受访者在此2个项目上的平均分作为量表分数，经检验信度很好，均大于0.7。据了解，类似的题项也有被用来衡量家庭讨论，并作为公开课气氛的组成部分。假设T1到T3见，青少年们被分布在固定的教室里，那么该变量就可以反映个体和教室在讨论水平上的稳定差异。

政治兴趣（Political Interest）

政治兴趣由一个李克特五级量表所对应的题项“您对政治有多感兴趣”反映，其中1=非常感兴趣，5=完全不感兴趣。新闻消费则由4个题项构成，分别是“阅读报纸”“听收音机”“看电视新闻”“使用互联网看新闻”的频率。其中受访者回答区间赋值为1-5,1代表每周至少5天，5代表从不。注意，对于此部分的项目均采用反向评分。此前也已有类似的题项被用于测量政治兴趣与新闻消费。

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

对移民背景进行编码，0代表瑞典本土青年，1代表有移民背景（父母中至少有1人出生在北欧国家以外）。此外还对家庭经济状况、性别、课堂多样性等进行了测量。

03 分析设计（Plan of Analyses）

研究的相关系数、均值与标准差均如表1所示。不难看出，尽管相关性较弱，青少年在课堂上进行政治讨论的个人经历与他们的反移民态度呈正相关。其次，一般政治兴趣和新闻消费与课堂讨论呈正相关，一般政治兴趣与反移民态度负相关。而以测量时间为受试变量、青年偏见为因变量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在T1和T3之间，反移民态度的平均水平线性变化显著。

研究中Mplus8.6和带有明显变量的多水平分析被用来检验课堂政治讨论是否能够预测个人和课堂层面的反移民态度差异。个体水平的预测者应以样本均值为中心(即基于三个时间点的均值的样本平均值)，而课堂水平的预测者则以课堂均值为中心(即基于三个时间点的课堂均值的平均值)。首先，我们指定基线模型来评估随时间的平均变化(模型1到模型3)。模型1包括随机截取，将态度差异分为个人和课堂两个层面。模型2指定了一个固定的线性斜率，它代表了青年态度的平均变化。模型3指定了一个随机斜率，它代表了个人和教室之间随时间变化的差异。其次，我们增加了预测因素，即个人和课堂层面的课堂政治讨论(模型4)。

在个人和课堂层面上的调节模式被指定去检验政治兴趣是否会影响课堂讨论的效果。这些模式包括(1)从课堂讨论到一般政治兴趣或新闻消费的路径；(2)从一般政治兴趣或新闻消费到青年态度的路径；(3)从课堂讨论到青年态度的直接路径。此外，我们测试了政治兴趣对课堂讨论的反作用，以及与之相反的年轻人的态度。所有嵌套模型均采用偏差检验(Δ-2LL)和AIC标准进行了评估。与零模型相比，偏差和AIC较低的模型被认为是更好的模型。缺失量小：M=15%，Range：9-19%。为了解释缺失的数据，所有的影响都用全信息最大似然法进行了估计。

研究结果（Result）

01 课堂讨论是青年反移民态度变化的直接预测因素

本研究建立了一个随机截取模型，将反移民态度的差异在个人和课堂层面上进行了分割(模型1)。该模型的组内相关分析表明，偏见的40.5%的变异来自个体之间，6.1%的变异来自于班级之间。添加固定的线性斜率(模型2)显著改善了模型拟合，显示在三个时间点上反移民态度的平均增加。在个体水平上，斜率存在显著差异，表明青少年之间的变化率存在差异。在教室水平的斜率周围没有显著的变化，并被限制为零(模型3)。在个体水平上随机设置斜率改善了模型拟合度。

在模型4中，课堂讨论被添加为个体水平的反移民态度的预测因子，这改善了模型拟合度。讨论显著预测了青少年在反移民态度随时间的变化上的差异，但在态度水平上没有差异。个体层面的讨论效果较小(R2=0.01)。在模型5中，课堂讨论被添加为课堂层面上反移民态度的预测因子。这进一步改善了模型拟合。讨论显著预测了不同班级反移民态度的差异。其中，课堂讨论的影响很小(R2=0.03)。表2列出了所有模型拟合指数和参数估计。课堂讨论对青年反移民态度的影响如图1(a，b)所示。

为了检验课堂讨论对反移民态度的影响的持久性，我们回归了青少年离开课堂(即T4和T5)后对课堂讨论(T1-T3)的态度得分。回归分析显示，课堂讨论对T4和T5的反移民态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02 政治兴趣在课堂讨论与偏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确定了四种调解模式：两种在个人一级，两种在课堂一级。在个人层面上，课堂讨论通过一般政治兴趣对反移民态度的间接影响显著。对兴趣的讨论影响显著，一般政治兴趣对反移民态度的影响也显著。在考虑了间接效应后，课堂讨论对移民态度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课堂讨论通过新闻消费对反移民态度的间接影响不显著。虽然讨论对新闻消费的影响显著，但新闻消费对态度的影响不显著。

在课堂层面，课堂讨论通过一般政治兴趣对反移民态度水平的间接影响显著。课堂讨论对一般政治兴趣的直接影响显著，一般政治兴趣对偏见水平的直接影响也显著。在考虑了间接影响后，课堂讨论对态度的直接影响不再显著。课堂讨论通过新闻消费对反移民态度的间接影响不显著。虽然讨论对新闻消费的影响显著，但新闻消费对态度的影响不显著。课堂讨论对一般政治兴趣和新闻消费的影响如图1c-f所示。青年的一般政治兴趣对反移民态度的影响如图2所示。

此外，我们还测试了从普遍的政治兴趣到讨论，再到反移民态度的逆转效果。间接影响在个体或课堂水平上都不显著。为了检验课堂讨论对一般政治兴趣的影响的持久性，我们在青少年离开教室后(即T4和T5)对课堂讨论(T1-T3)的兴趣得分进行了回归。回归分析表明，课堂讨论在T4和T5都是一个显著的预测因素，预示着更高的兴趣。

研究讨论（Discussion）

商议理论认为，具有商议特征的讨论可以增加不同世界观持有者之间的理解和积极的尊重。这种讨论在改善群体间态度方面可能特别有效，尤其是青春期阶段。在该时期，态度最容易发生改变，当个人去教室时，所有的特点都可能使讨论更为审慎。因此，本研究采用纵向、多层次的研究方法，考察教师在课堂上发起的政治讨论对青少年对待移民态度发展的作用。它还审查了课堂讨论效果的潜在机制之一：从普遍兴趣和新闻消费的角度来看，青年的政治兴趣。目前的结果揭示了关于课堂讨论的作用的几个重要见解。

01 课堂政治讨论对青年对待移民态度的影响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三年来，当学生和固定教师在同一教室时，教师发起的政治课堂讨论与青少年在个人和课堂层面上的态度直接相关，尽管关系不大。与讨论更频繁的年轻人相比，认为老师不会发起讨论的青少年对移民的态度更负面。同样，与频繁讨论成为常态的教室相比，不那么审慎的教室会表现出更高的反移民态度。其次，研究结果表明，在青少年转到新学校后，课堂讨论对态度的影响仍然存在，这突显了课堂讨论的长期影响。第三，考虑到研究控制了课堂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还表明，课堂讨论对态度的影响超过了群体间接触的影响。

根据商议理论，这些结果表明由于商议讨论会促进社会认知的发展，所以其可以增进群体之间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更高水平的视角、复杂的思维或政治兴趣可以减少偏见的风险，因为它们使青少年能够同情外部群体，质疑过于简单化的刻板印象，并更好地适应反偏见规范。经过深思熟虑的讨论还可以通过减少群体间边界的显著性而有利于共同身份，例如同学身份，从而加强积极的群体外评价。这些发现也与先前的研究一致，该研究表明开放式课堂气氛与青年对移民平等权利的态度之间存在显著联系以及讨论培训对宽容的积极影响。他们还呼应了成人样本的研究，显示了群体间讨论对群体间态度的积极影响。

结合之前的研究，这些结果支持了让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可以降低偏见发展风险的说法。学生正处于形成他们的政治观点的过程中，课堂环境将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即使是种族或阶级相同的班级，也比学生自己的家庭或友谊网络包含了更广泛的态度多样性。与自我选择的情境不同，课堂讨论也更有可能接触到容忍度较低的青少年。因此，民主公民权准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能是教年轻人思考公共利益，并教会教师将课程作为讨论的起点。在青春期早期到中期，讨论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可能特别重要，因为在这一人生阶段，反移民态度会暂时增加。而讨论可能会减少这一增长，或促进偏见更快地下降。

不幸的是，教师经常避免进行讨论，因为他们害怕激化态度差异，或者说，他们对自己协调讨论的能力缺乏信心，这使得讨论变得非常罕见。我们的结果强调了帮助教师制定教案的策略的必要性，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讨论的反偏见潜力。尽管课堂讨论的效果相当小，但它与反偏见干预计划(Cohen’s d=.2)的平均效果相当，后者通常会显示态度改善约15%。即使是很小的个体效应也会累积成大的集合效应(在课堂上)，并可能产生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和实际意义，例如，如果态度稍有改善，对外部群体成员的歧视就会减少。

02 政治兴趣是讨论效果背后的机制之一

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一般政治兴趣在个人和课堂层面上都起到了调节讨论效果的作用。与讨论频率较低的青少年相比，经历过频繁政治讨论的青少年发展出更高水平的一般政治兴趣，而反移民态度则更低。在青少年转到新学校后，课堂讨论对兴趣的影响仍然存在。重要的是，反向间接影响(即从兴趣到讨论，再到态度)并不显著，这表明主要是讨论促进了兴趣和态度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讨论对一般政治兴趣的积极影响与商议理论是一致的，表明课堂讨论可能会在政治兴趣方面刺激青少年的社会认知发展，并与先前的研究表明政治讨论与兴趣之间的联系。与唯一的另一项纵向研究一起，目前的结果表明，在课堂上频繁进行政治讨论的年轻人会发现政治不那么令人畏惧。鉴于大多数年轻人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研究结果表明，教师不仅要教授事实，而且要让年轻人参与讨论，传达他们自己对政治的兴奋。

目前的结果也与横断面研究一致，这些研究揭示了青年的总体政治兴趣与他们的偏见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我们的结果在这些横截面研究的基础上扩展，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政治兴趣与偏见的发展成反比。这一发现呼应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青年中的政治兴趣是亲社会公民取向的标志。我们的研究还增加了有关政治兴趣的文献，表明这种兴趣从青春期早期到中期增加。政治兴趣在成年后保持高度稳定的模式进一步强调了课堂讨论的重要性。

除了对一般政治兴趣的影响外，我们的调解分析显示，政治讨论预示着新闻消费水平的提高。这一发现再次强调了课堂讨论的有益影响，因为青春期也是媒体习惯发展的形成期。即使在课堂讨论结束后，年轻人更多的新闻消费可能会继续促进他们一般政治兴趣的发展，反之亦然。

有趣的是，我们的分析表明，青少年的新闻消费并没有在课堂讨论对他们态度的积极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尽管课堂讨论预测了更高的新闻消费水平，但这种媒体使用与我们研究中的态度无关。对于这种无效结果，我们至少看到了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我们在引言中假设的两种相反的机制已经相互抵消。一方面，新闻消费可能会通过提高公民对反偏见规范的认识和精英阶层在移民问题上的自由立场来减少偏见，就像一般的政治兴趣一样。另一方面，新闻消费也可能导致更多的偏见，因为在对移民的报道中经常使用负面框架。如果这两种影响都在发挥作用，并相互抵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新闻消费和偏见之间没有整体联系。对于我们的研究中缺乏媒体使用效果，一个更乐观但更具思考性的解释是，课堂讨论可能只会促进高质量新闻媒体的消费，这可能与偏见无关。一些研究表明，只有特定类型的新闻消费，如右翼替代媒体，才与更高水平的偏见相关，这些可能不是课堂讨论中所提倡的那种新闻媒体。

03 研究优点与局限性

这项研究具有多种优点，如纵向设计、个人和课堂水平的差异、对一般政治兴趣和新闻消费的关注作为解释讨论如何影响态度的机制，以及检验影响的方向。虽然我们的纵向设计使我们能够分析讨论的长期影响，但我们不能做出因果推论。用实验设计测试因果效应是可能的，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数据。虽然这项研究考察了政治兴趣的中介作用，但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青少年社会认知发展的其他方面(例如，移情)、共同身份(例如，同学)或群体外信任是否也对课堂讨论的效果起中介作用。

此外，尽管我们的结果显示政治兴趣对青少年对移民的态度有积极影响，但这些影响可能不会在成年后的所有政治光谱中普遍存在。对于对移民持非常坚定和稳定的负面态度的个人(例如，具有非常高威权价值观的成年人)，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可能不会导致他们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对于这些人来说，政治兴趣可能会导致他们最初的倾向更加根深蒂固。未来的研究应该更详细地研究政治兴趣在成年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的自变量是由两个项目组成的，这两个项目衡量的是相当稳定的教师特征，而学生则在固定教师的稳定课堂上。未来的研究应该复制我们的发现，对讨论的频率进行更精细的衡量。例如，这样的衡量标准可以询问学生在过去12个月里参加了多少次不同主题的讨论。通过检查课堂讨论的质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有效性，对目前的调查结果进行细微的区分也是有用的。

在减少偏见方面，满足所有审议标准的讨论很可能比审议特征较少的讨论更有效。在进行这项研究的本世纪头十年期间，瑞典的移民政策比西欧平均国家更慷慨。尽管这一背景可能会增强课堂讨论的积极影响，但在政策不那么慷慨的国家，如美国，也发现了课堂讨论与民主价值观之间的类似积极联系。这表明，目前的发现可能适用于其他国家。此外，瑞典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不应被夸大，因为今天的瑞典政治的特点是整个西欧在移民问题上存在同样的分歧，瑞典的种族歧视水平高于西欧或美国。然而，研究课堂讨论在政治话语容忍度较低的时代以及在群体间冲突的国家中的影响，将有助于具体说明更大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潜在的缓和作用。

研究结论（Conclusions）

在持相反世界观的人之间的敌意日益加剧的时代，迫切需要能够增进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和积极态度的战略。商议理论认为，具有商议特征的讨论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本研究认为，课堂是实施思考性讨论的理想场所，因为它在形成阶段为群体间态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思考性特征组合。我们的分析表明，教师在课堂上发起的讨论减少了青春期反移民态度的发展，从而支持了这一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课堂讨论对青年的政治兴趣产生了积极影响：讨论培养了青年的政治兴趣，反过来，对政治感兴趣的青少年对移民产生了更积极的态度。这项研究还表明，这些影响在学生搬到新学校后仍然存在。鉴于青春期后群体间态度和政治兴趣的稳定性，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学校和教师所做的事情非常重要。它们强调，需要采取积极的战略，帮助教师激发和缓和课堂讨论。

翻译 | 丁宇梁

编辑 | 丁宇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