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下午，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共同主办“战略传播系列讲座”第102讲开讲，此次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教授带来主题为“作为传播的政治：中国语境下的政治传播概念”的分享。讲座由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陈薇副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前，主持人向师生们介绍了主讲嘉宾的基本情况和讲座主题。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明新教授对刘海龙教授的“云分享”表示热情欢迎，并对各位业界、学界同仁在疫情期间的倾情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讲座伊始，刘海龙教授就当前热点新闻对讲座主题做了导引。他认为，政治传播的议题非常复杂，对于中国当前的现实来说，诸如政治传播的目的、主体、参与、效果等方面都面临学理困难，政治对中国人而言处于一个“既近又远”的状态，需要结合中国现实进行研究。
刘海龙教授首先分析了政治传播研究的正当性与价值，以及如何将政治与传播相结合的议题。他指出，西方政治传播的学科缘起历程是一个从政治学扩展到传播学的过程，西方语境下传播作为政治的一个工具，其政治传播本身更偏重政治目的，传播只是工具性边缘性概念，这就导致了传播效果研究占有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他认为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政治传播研究应当瞄准中国独特的语境，重视本土化理论建构。就政治与传播的结合，刘海龙教授指出主要有政治的传播理论、政治传播的理论和传播的政治维度三种模式，他认为中国语境下的政治传播更接近于第二种结合，在研究中应当创新和凸显研究对象的特色。
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刘海龙教授分享了对政治传播界定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传播要干什么”的问题，而目前主要从三种维度对此进行界定，其中政治学维度强调传播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传播学维度强调大众媒体的内容，第三种维度则强调传播与政治决策的相互作用，即受政治系统显著影响或显著影响政治系统功能的象征符号交换。他指出，政治传播的界定立足于多元主体，有两个关键过程，一是政治决策，二是政治执行，前者主要是政治学的领域，后者主要是传播学的领域。这只是个大概的范围，二者也有交叉。
其次，刘海龙教授讨论了是否存在政治传播视角的问题。他肯定了政治传播是作为一个整体视角而存在的，政治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传播现象，传统的政治传播是用政治理解传播，实际上政治传播需要从传播出发理解政治本身，而政治与传播的二分法则忽视了所有政治活动及行为中的传播维度。刘海龙教授就此还辨析了“作为政治的传播”与“作为传播的政治”两者的关系与不同，他认为两种政治传播的区别在于学科领域的不同，前者是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传播，政治的范围更广；后者处于政治与传播的交叉领域，其中传播不仅仅是符号层面的运作，传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与参与活动。
在此基础上，刘海龙教授认为言语行为、象征性互动理论、拟剧理论、剧场国家理论，以及仪式理论等构成了“作为传播的政治”的理论基础。
再者，刘海龙教授就中国语境下的政治传播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政治传播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经验。他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为例，讨论了中国古代存在诸多以传播形态存在的政治现象，体现在官僚制度的文化表演、政治仪式、媒介政治、政治修辞与话语网络、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多个方面。他引用组织社会学者的研究成果里提到的中国对中央统一管理与地方有效治理间矛盾的三种应对机制，一是决策统一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动态关系（行政发包），二是政治教化的礼仪化，权力正当性不断被肯定，三是运动型治理机制。刘海龙教授认为，应对机制中政治教化的礼仪化就是一种作为传播的政治，这种机制使得权力正当性不断被肯定，通过传播来强调中央对地方的象征性权力，通过道德和文化减少离心的趋势。
讲座最后，刘海龙教授通过会议政治、文件政治、政治传播与宣传等案例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的许多政治现象的实质是传播现象。他认为“会议”和“文件”的传播和象征性的潜功能可能超过其表面的显功能，是中国政治传播的重要构成要素。而鲁迅提出的“做戏的宣传”更看到了宣传的作用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对权威的服从，这和齐泽克提出的作为行为的意识形态有异曲同工之妙。随后，在互动环节，刘海龙教授就老师和同学们的疑问做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