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是人类理解和解释所建构的空间，它是平行于自然空间的数字空间。一国占有和运用数据资源的能力，是该国综合实力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指标。美欧等国凭借自身的先发优势和技术垄断，不断地在网络空间推行数字帝国主义，幻想将自然空间的霸权延伸到网络空间。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网络强国与和平力量，一方面通过顶层设计统筹国内的数据资源，通过法制化建设数字中国；另一方面倡导国际网络空间的多边治理，积极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关键词：网络空间；社会世界；网络空间治理；数据战略；数字中国
正文
在深度媒介化的当代，人类颠覆性地再造了一个网络空间；网络空间是主客交融的数字空间，数据成为网络空间的底层逻辑。库尔德利考察了数字对社会世界的干预，将数据与空间、时间并列，认为空间、时间和数据是社会世界的三个维度。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分析、判断和把握网络空间、社会世界，一方面必须要将空间、时间概念投射到网络空间，另一方面还要将数据看成是网络空间型构的基础要素。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A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三维(3D)媒体和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成熟，自然空间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正在加速向媒介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网络空间转移。此时，现代国家面临着一系列需要回答的基本战略问题：如何促进数据的高效流通，如何划定网络疆域的边界，如何维护数字生活秩序，如何守护数据安全底线等等。
传者和受众是信息传播的两个主体，媒介是传者和受众沟通的信息中介。从主体的角度看媒介，传统媒介是静止的、被动的，它们只是主体之外的客体。随着数字化技术的突飞猛进，媒介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媒介不再是主客体之间的中介载体，而是转变成社会世界的“元逻辑”。在传统媒介环境下，报纸可以拿在手里、广播可以放在桌边、电视可以挂在墙上，他们都是独立于主体的对象化的“物”，作为主体的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它们是“外在之物”。现代媒体越来越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红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红毯上走过，生活和工作都在红毯上展开，但我们会常常忘记红毯的存在，它已经完全渗透和融入到我们生活的环境之中。媒介在帮助人类沟通和交流的时候，它自身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要解释这些变化需要寻找合适的理论资源。
（一）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及其对网络空间、数字治理的启示
爱德华·索亚(EdwardW.Soja)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当今世界资本和权力合谋正在重构、规划和统治社会空间。在《第三空间》一书中，索亚从三个维度对空间进行了划分，即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一空间是感官感知到的真实的、具象的、物理的空间，第二空间是在认知系统中构想的、主观的、想象的空间。索亚提出的“第三空间”概念，是一个通向未来的、灵活的、具有创造性的重组空间。第三空间至少有三层含义：首先它包含物理空间和想象空间，其次它包含物理空间和想象空间的复合，最后它还包括对“物理空间和想象空间复合”的超越。索亚声称第三空间不是一个静止的、终极的、确定的概念，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拓展的概念，索亚甚至鼓励人们在未来可以发明一个新的词汇，用以取代他所提出的“第三空间”概念。
正因为“第三空间”是索亚空间旅行的中间驿站，所以索亚第三空间的内涵有其模糊
性。但是，当用第三空间理论来理解网络空间时，我们发现第三空间的概念变得清晰了，同时我们对网络空间、数字空间的理解也深入了。网络空间包含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但网络空间绝不是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简单叠加，它是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复合，也是对这种复合的超越。网络空间是现代城市化、科技化发展的产物，也是现代资本生产的要素和产品，它不仅创造了人类全新的生活空间，而且还生产出人类全新的社会关系。随着现实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资本关系不断向网络空间转移，公共权力加紧进入网络空间并对其进行有序化的治理，网络空间越来越成为国家概念的数字化延伸，网络国家、数字主权、虚拟社区等逐渐纳入到现代国家治理的范畴。
（二）空间、时间与生活世界：从康德的先验感性论到胡塞尔的现象学
传统认识论认为，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主体围着客体转”，康德发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应该是“客体围着主体转”。通过康德的“思维方式的革命”，主体在知识建构中获得了主动性、能动性，即人为自然界立法，而不是自然为人类立法。康德把人类的认识能力划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层次：感性是认识的接受性和感受性，是用五官直接接受表象、形成直观的能力；知性是运用概念和范畴进行判断和推理的思维能力；理性是在知性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推理等方面的能力。感性获取对象，知性形成概念，理性建构理论。感性是认识活动的起点，理性则是认识的最高阶段，理性是对现象的接受、整理、总结和塑造。在康德那里，感性同样有两部分组成，一种是先天的纯粹的形式，另一种是后天的经验的质料。经验质料包括实体、硬度、颜色、质量、形状等，它们是人类五官感受到的杂多材料。康德认为感性有两个先天的直观的纯形式，即空间和时间；空间是外感官的形式，时间是内感官的形式。
胡塞尔受康德“现象界”启发，创造了对现代人文科学影响深远的现象学。胡塞尔反对从概念到概念的形而上学的思辨，认为“现象”才是知识的根源和起源，他主张认识事物要尊重现象本身。“任何一门科学都有与其对应的、可供其研究的领域，称之为对象域。对象域里能够正确陈述的并有其合法性基础的全部知识，其源泉都来自直观。”现象学是通过“直接认识”来描述现象的一种研究方法，现象学中的“现象”比康德的“现象界”更为复杂，俞吾金认为“现象学研究的乃是在意识中呈现出来的对象，即现象”。胡塞尔晚年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生活世界是原初的自明性的领域”。黄光国对生活世界做了这样的归纳：“生活世界绝不是某一个人私密专有的世界。它是认知主体与他人直接或间接协商所形成的世界，其间充满主体主动架构与运作的成果。所以，生活世界可以说是存在与主体之间的人类共有的世界。”
（三）时间、空间和数据：库尔德利理解社会世界的三个维度
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从唯物主义现象学、媒介社会学视角切入，对社会世界建构、媒介理论创新和数字媒介实践进行了深入探究。库尔德利沿着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的路径提出了社会世界的概念。库尔德利认为社会世界是人类可以“解释和理解的东西”，是通过“解释和理解建立起来的一种构造”。人类的“解释和理解”需要以“媒体”为载体或中介，因此，库尔德利自信地认为“社会世界是由媒介建构的”。库尔德利在论证社会世界如何被建构时，他不仅重视“媒介技术的事实”，而且重视“数据驱动的基础设施和通信系统”。由此，库尔德利从两个层面去理解媒介，即“作为技术（包括基础设施）的媒介和作为意义生产过程的媒介”。如果将括弧中的基础设施独立出来，就可以将库尔德利的二元媒介观发展成三元媒介观，即可以从基础设施、传播技术和传播过程三个层次来理解媒介。“作为基础设置的媒介”指的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和物理架构，“作为传播技术的媒介”指的是数据传输手段和社交软件服务，“作为传播过程的媒介”指的是经由媒介进行的信息交互和社会交往活动。
库尔德利给社会世界下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即“社会世界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即我们与其他人共享的世界”。康德认为人类在感知外部世界的时候，有两种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库尔德利则认为社会世界有三个维度，即空间、时间和数据。库尔德利认为空间是媒介影响社会世界建构的重要手段，数字化媒介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世界的空间性、改变了我们对社会空间的体验。库尔德利把数据看成是社会世界的第三个维度，他认为数据正在改变我们获取社会知识的方式，成为社会知识的生产和分配的重要元素。
当前我们进入到数字化社会，数据从社会世界的底层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从索亚、康德、胡塞尔和库尔德利那里，我们可以获取或重建网络空间、社会世界、数字社区、网络主权等概念，也可以从空间、时间和数据三个维度深度思考网络空间、社会世界。
二、美欧数据发展战略：主导网络空间、垄断数据资源
随着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进步，网络空间逐渐从一个虚幻的想象，演变成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世界。网络空间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即网络物理空间和网络社会空间。网络物理空间是由“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建构的网络原始空间，它是一片充满未知的、等待开发的原始数字土地。网络社会空间是人类在网络物理空间中创建的功能社区，通过社交软件人类可以在其中享受数字生活。国际互联网是从美国阿帕网延伸出来的，美欧在网络空间的建构中占据着先发和技术优势，因此他们在网络空间内一直实行着技术垄断和网络霸权。
（一）基础设施的垄断与网络主权的凸显
网络物理空间的创建需要一些必备材料，这包括硬件系统、软件系统和通讯协议。硬件系统包括计算机、通讯设备、有线和无线线路等，软件包括网络通信系统、平台操作系统、平台应用系统等。若干硬件和软件构成的计算机网络就是子网，子网是离散的、封闭的、区域性的网络岛，子网之间必须遵循“通信协议”互联互通，才能最终将分散的子网整合成功能强大的逻辑网络。互联网最基本的神经节点就是计算机，每台计算机必须要有一个IP地址，这样人们才能够在汪洋大海中找到它。域名系统承担着分配、记录、寻找IP地址的任务，掌握顶端IP地址分配和解析权的计算机就是根服务器。根服务器是互联网的中枢神经，它是互联网最核心的基础资源，就像创世纪中上帝拿到的那块泥土。因为互联网连接最早起源于美国，所以美国先天占据着网络空间的霸权地位。全球互联网最早的根服务器有13台，其中1台是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12台为辅根服务器。辅根服务器的分布如下：美国9台、欧洲2台（英国和瑞典）、亚洲1台（日本）。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曝光的棱镜门计划，激起了世界各国对网络霸权的抗议，各国逐渐认识到网络主权的重要性，纷纷提出要重新定义网络空间的世界秩序。
库尔德利认为，大众媒介的内容传播过程，是从概况性、去空间化角度来表征世界的；然而，大众传播的后台运作体现的却是媒介的空间性，媒介技术制造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替换现实世界。在数字媒介环境下，“社会空间正在被我们看不见的力量（或看不见的系统）改变，而这种力量或系统却能够在或近或远之处看得见（或静或动的）我们。”随着人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等向网络空间转移，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定义网络空间的内涵，领网成为继领土、领空、领海之后的国家新主权。2020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洲数字战略》白皮书，旨在“创建一个单一的欧洲数据空间”。该白皮书透露：在2021--2017年间，欧洲委员会将投入40亿—60亿欧元，资助建设“一个有关欧洲数据空间和联合云基础设施”，具体包括基础设施、数据共享工具、网络架构和治理机制，促进欧洲各国的数据共享和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建立。美欧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目标是在数字新大陆上圈地，企图在网络空间复制欧美的政治经济霸权。
（二）数据资源的挖掘与极权政治的强化
网络物理空间虽然是权力、资本和技术的协同产物，但网络物理空间具有公共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理论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在数字土地上耕耘。网络社会空间是人类占有和规划网络空间的结果，是人类智慧在数字土地上建构的功能空间和网络社区。网络物理空间只是争夺“领网”的形式主权，领网主权的最终体现还是各国在网络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的存在。网络物理空间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具有公共性，所有社会群体均可以“租借”或“占有”物理空间。当网络空间与人类智慧实现微妙组合时，一个个网络功能空间便被创造出来，并且很快成为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新空间。
网络基础设施主要是各国政府投资或牵头建设的，但网络社会空间的开发却有政府和民间的两股力量，政府力量占主导，但民间力量却是主体。因为只有更多的组织、群体或个体进入网络空间，人类才能在网络空间内建构各种社会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网络社区、智慧社会、数字国家。因此，网络空间既是城市化、工业化、科技化的产物，也是人类生活、生产的结果、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网络空间最初是原始的、反叛的、没有规则的空间，然而，随着公共权力向网络空间不断渗透，网络空间正在迎来一种规则化、秩序化、国家化的建构过程。在数字技术浪潮下，美欧更加强调管理的数字化思维，社会治理的数据化成为美欧的国家战略。
首先，依托数据监控技术，不断强化政治极权。一战、二战期间，媒体被看作是一种精神武器，美欧各国争相控制媒体、制造舆论，甚至不惜制造流言谣言，攻击对手、愚弄人民。二战后美欧社会反思战争宣传，期望通过媒体的“去中心化”和新闻专业主义，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相互协作的社会秩序。1946年，以维纳为代表的一群实验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开始谋划用计算机来管理和模拟“自由世界”。维纳主张建立一个扁平的、分布式的通信系统，并让工程师从政治家手中接过权力，废除官僚主义和极权政治，保证公共信息的互联互通。在这批技术理想主义者眼中，数字技术是一种革命性的工具，它能将媒体使用者从官僚压制中解放出来。“个人只要有机会去表达他们自己，不需要政府从上到下的控制，他们就能够创造他们自己的社会秩序。”1995年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提出，数字技术将用“点对点的协作”取代“等级社会控制”，美欧的中央权力将被推翻，公司、产业和国家都将转型，真正的个性化时代正在来临。然而，硅谷技术派的“机器政治”并没有实现，“工程学取代政治学”也已落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沿着电子化、数据化的轨道狂奔，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大量的“数字排放”。随着传感器的精确度、智能化的不断提高，人类被淹没在电子设备构造的监控世界中。无论在机场、商场或停车场，还是在学校、医院或街道，遍布自然空间的各种监控设备，都能够及时跟踪你的信息，绘制出你的生活轨迹和交往半径。智能手机更是一个超级的全景监狱，它持续向不同数据库发送着我们的信息，数据平台根据我们的各种数据，能够对个体生活和社会秩序进行全方位监控。综合人们留在各个数据库中的数据，平台可以给每个人绘制出精准的画像。正是依据通讯、数据和算法，美欧政府能够更加精准地控制官僚机构，更加隐蔽地监控公共生活，更加野蛮地强化中心权力。
其次，增设大量政府项目，挖掘垄断数据资源。数据可以制造网络霸权，可以强化政府控制，也可以激发社会的创造活力。为此，美国各届政府推出了大量的国家项目，如《面向21世纪的信息技术行动计划》（1999）、《网络与信息技术研究开发计划》（2010）、《网络空间国际战略》（2011）、《大数据发展研究计划》（2012）、《联邦网络安全研发战略计划》（2016）、《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2016）、《网络空间安全国家战略》（2023）等。这些项目大多数不是年度项目，而是根据网络空间和数据技术发展状况，不断更新推进的持续性项目。在这些大的项目之下，联邦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还推出了更加具体的数据计划，通过政府的资金资助垄断更多的数据资源。
再次，加快数据立法进程，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各国纷纷在网络空间划定活动边界，建立起系统化的网络社区、数字产业和智慧城市，网络空间的国家化、主权化趋势更加明显。随着网络空间跟各种权力、利益深度链接，美欧各国更加注重通过立法来治理网络空间。这些法律有的是传统法律向网络空间的延伸，有的是根据网络空间治理需要制订的新法律，有的则是传统法律和数字法律交叉融合的结果。2010年美国修改了《国土安全法》，制订《国际网络空间与网络安全合作法》《美国国土安全网络与物理基础设施保护法》，“将网络空间安全和网络基础设施安全视为国家领土安全”。此外，美国还颁布和修改了系列网络管理法律，对网络空间形成了立体交叉的覆盖。如《公民信用报告法》规范公共信用报告制度，防止数据欺诈和人肉搜索；《隐私法》《电子通讯隐私法》规范个人通讯、电子邮件和云计算等服务的使用。还有《健康保险携带与责任法案》《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禁止监视记录器与／或追踪设置法案》等网络管理法律。
欧盟整合成员国资源建立了由九个版块组成的“欧洲公共数据空间”，具体包括工业（制造业）公共数据空间、绿色协议公共数据空间、出行数据公共空间、金融数据公共空间、健康数据公共空间、能源数据公共空间、农业数据公共空间、公共管理数据公共空间、技能数据公共空间。欧洲议会制定了《数据法案》《开放数据指令》《数据库指令》《商业秘密保护指令》《数字服务法案》等法律文书，这些法律文书既保证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数据交换和合作，也对欧洲公共数据空间进行了有效的治理，是在网络空间再建一个与现实空间交融的数字欧盟。
（三）帝国主义的数字化与技术公司的国家化
媒介赋权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给社会赋权，帮助基层群众实现
“
边缘抗争
”
；另一种是给公共权力增权，强化公共权力的中心地位。互联网发展初期，网络激发了边缘群体追求空间正义的想象，人们天真地认为网络空间是平民的天堂，那里能够实现表达自由和话语狂欢。然而，在深度媒介化时期，美欧政府获得了更多的媒介赋权，西方世界的公共权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中心化、极权化。加拿大学者文森特
·
莫斯可（
Vincent Mosco
）认为，
“
资本主义能够借由新媒体变得万能，能够终结历史、战胜地理、改变政治
”
。莫斯可的表达看似比较夸张，但它却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本质，提高了人们对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警惕。李金铨认为，
“
新媒体解决了以前传统媒体的基本障碍，但也开创了一层新的、甚至更严重的支配关系
”
。当美欧政权全面拥抱数据技术后，传统帝国主义开始向数字帝国主义过渡，西方列强在看不见硝烟的网络空间，正在以数字化手段抢夺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主导权。
首先，通过数据技术垄断，发动网络战争、抢夺数字土地。
传统帝国主义重视自然空间的争夺，帝国主义者发动的战争是传统战争，战争中注重军队的战斗力、意志力的较量。
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帝国主义战争逐渐过渡到武器设备的较量，冷兵器的现代化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标准。
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一方面注重常规战争的数字化水平，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在网络空间发动没有硝烟的战争。
数字帝国主义者们在扩张中的重要表现，就是要占据数字土地的主导权、开发权，它们总是在网络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上设置路障，阻碍和胁迫其他国家接受它们对网络空间、数字社会的定义。
其次，泛化国家安全边界，管制国外公司、封锁数字版图。
美欧等国曾鼓吹网络是自由与民主的空间，但网络并没有给公众带来民主的梦想，反而成为美欧推行新极权、新霸权的工具。
“美国国家安全局拥有一种‘无边界情报员’系统，以30天为周期可从全球网络系统中接收到970亿条信息，再通过比对信用卡或通讯记录等方式，能够几近真实地还原个人实时状况。
”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帝国主义不仅摧毁了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且将数据变成了他们的摇钱树。
在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美国不仅插手网络空间的所有事务，而且还开始禁止外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政客纷纷将自己打扮成“惊弓之鸟”，毫无原则地将国家安全的边界推到极致，利用“国家安全”频繁干预国际事务、打压海外公司。
再次，滥用长臂管辖武器，捆绑技术公司、维护美国霸权。
近年来美国不断降低长臂管辖的门槛，采用“最低联系原则”，“不断扩大‘长臂管辖’范围，对域外人员或实体滥施过分的、不合理的管辖”。
美国长臂管辖的本质是打压竞争对手、干涉他国内政、破坏国际秩序、维护美国霸权。
美国的科技公司对外声称是民营公司，不受美国政府的指使或操纵，然而，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公司越来越成为政府的帮凶，越来越像美国霸权的执行者。
美国政府本身就是资本的代言人，美国资本和美国政权本身就是一体两面。
美国政府对企业的控制，通常不是产权和人事的控制，更多采用的是法律控制。
美国诞生了很多全球化的技术公司，他们掌握着全球海量用户的各种数据。
这些数据既是技术公司的商业金矿，也是美国推行全球霸权的战略资源。
拥有数据和资本的技术公司和美国政府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共生关系，他们共同的目标是推行数字帝国主义。
三、数据资源的顶层规划与我国网络空间、数字社会的治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到了数字经济时代，中华民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的引擎，而且也为网络空间的建设和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渐形成了对网络主权、数字社会的系统认识，利用数据资源驱动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抗击网络霸权。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自觉地发挥自己的制度优势，用国家意志对网络空间进行顶层设计，改变了网络空间各自为政、散兵游勇的发展模式，形成了我国在网络空间的核心竞争力和国家话语权。
网络物理空间是网络社会空间的基础，网络物理空间是新土地、新大陆，我们只有获得了宝贵的数字土地，才能够在数字土地上建设社区和家园。因为世界各国在网络基础设施和网络系统软件方面的权重不同，所以各国在网络空间的数字实力和数字话语也不同。中国虽然是信息技术的后发国家，但追赶的速度却是惊人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过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我国在网络空间逐渐有了自己的地位，并对网络空间霸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近年来，我国在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网络先驱们最早的理想是设计一个开放自治的网络，但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物理原因、历史原因，最终导致了美国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的单极控制权。
2015年9月30日，美国国家通信与信息管理局与因特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协约到期，这意味着美国有可能会移交它对ICANN的管理权。
此前的2015年６月23日，中国抓住ICANN协议到期、IPv4向IPv6迭代的机会，在ICANN第53届会议上提出了“雪人计划” (Yeti DNS Project)，该计划旨在“打破根服务器困局”，在全球实现互联网的“多边治理”。
该计划并非一个另起炉灶的项目，而是在原有IPv4架构基础上再进行IPv6的扩展。
经过2016年的建设，“全球16个国家完成25台IPv6根服务器架设，事实上形成了13台IPv6根加25台IPv6根的新格局。
中国境内部署了１台ＩPvP6主根服务器和３台辅助根服务器”。
互联网管理权限掌握在个别国家手中，显然和“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目标不符。
“雪人计划”虽然由中国主导，并联合了WIDE等多个国际互联网组织，但该计划还处于试验阶段。
因为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该计划何时投入实际运营，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围绕该计划进行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凸显了中国推动国际互联网多边治理的态度和决心。
网络空间内的社会世界可以理解为在网络空间内的人类生活世界，即网络空间内的社会世界＝网络空间＋人类生活。库尔德利认为社会世界具有主体间性、日常实践性和多意义领域三个特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三个特征：社会世界是“包含众多行动者主观意识”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主体和他者的相互界定中不断被建构与再建构；日常生活实践是社会世界的基础，媒介是日常生活实践的中介；社会世界不是同质化的而是丰富多彩的，它由各种各样的“子领域”和“小世界”构成。沿着库尔德利的思路并结合网络空间的演变，我们对网络空间可以形成以下认识：网络空间是人类建构的一个超越“虚—实”的第三空间，网络空间的数字活动丰富了人类的社会世界，人类在数字社会世界不断建构和再建构交往关系和社会秩序。自接入互联网以来，中国政府始终重视网络空间的规划和治理，通过顶层设计维护国家的数字主权和群众的数字生活。
首先，繁荣社交媒体，规划数字社区。1994年，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互联网的最早使用者主要是科研机构。随后社会资本快速进入互联网领域，网络空间的社区建设出现了活跃的状态。从早期的新闻组、BBS、博客，到现在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Ｂ站等，社交媒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资本是最具活力的创造性力量，社会资本进入网络空间激活了民间智慧，人们在网络空间内享受到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当社会大众纷纷涌入网络空间后，网络空间的产业价值、空间价值就凸显出来。于是，中国政府更加自觉地在网络空间建设电子政府、智慧城市和数字国家。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互联网＋”口号，此后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相继提出了“中国制造＋互联网”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农业”“互联网＋教育”“互联网＋监管”“互联网＋医疗健康”“智慧＋”等工作规划。民间资本对数字土地的拓展和耕耘，政府力量对网络空间的规划和管理，中国人民终于建构起数字化的社会世界。
其次，顶层规划设计，建设数字国家。库尔德利认为社会世界是由解释和传播建构的，然而社会世界的建构不是一次完成的；主体总是在解释与重新解释的基础上，不断建构与再建构社会世界。解释的过程就是传播的过程，也是知识生产和积累的过程。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认为，知识的根基是社会，所有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知识是在特定情境中被使用的，知识的使用过程就是它在人们所创造的相互关系中被唤醒的过程；知识不仅会组织经验，而且会形塑社会的意义。因此，网络空间、数字世界不是一次性建构完成的，它总是在主客体相互交融的情景下，不断地被建构与再建构。
在网络空间建构的早期，中国政府主导网络物理空间的建设，网络社会空间主要由民间资本开发。民间资本可以挖掘整个社会的智慧，能够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调配社会资源，当然，它也创造出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建设起纷繁复杂的数字生活社区。政府的职能就是管理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当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不断向网络空间转移时，政府治理的手段必然会向网络空间延伸。政府首先将职能部门“赶入”网络空间，系统规划数字政务体系、数字金融体系和数字产业体系，进而完成从网络社区到智慧城市、数字国家的建构。网络空间最基础性的资源就是数据，而数据是人类在网络空间内“创造和再创造”的结果，它不是稳定的、静止的，而是灵动的、累积的。当数据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并深刻影响群众生活、产业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时，以国家意志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顶层设计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因为网络空间总是处于“建构与再建构”过程中，网络数据总是处在“创造与再创造”的状态，所以，关于网络空间的建设与治理、数据资源的统筹与调配也总是处于不间断的“再建构”状态。随着中国社会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传感器几乎覆盖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产生的海量数据资源也分散在各个部门。目前掌控和管理全国数据资源的部门很多，如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发改委、网信办、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等，导致全国数据资源管理分散、混乱，形成九龙治水的乱局。2023年两会通过了国务院新的机构改革方案，方案的第八条就是组建国家数据局，其基本职能是“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新组建的国家数据局可能在这样一些方面发挥统筹和引领作用：突破原有僵化体制的桎梏，破解数据流通的困境，更好地开发、使用和保护数据资源；建设和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做大做优数据经济，推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平衡数据使用和社会安全的矛盾，降低国家监管成本和不确定性预期，推动智慧城市和数字中国的建设步伐等。
再次，维护数字主权，反击网络霸权。今天，数据已经成为社会世界的底层逻辑和战略资源，网络空间的表现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当数字社会、数字国家快速成型的时候，划定网络疆域、确定网络主权、构建网络国防、维护网络安全，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的任务。十八大以来，我国已经将网络安全看成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将维护网络安全作为国家发展的前提和条件。2015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加强网络、数据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网络主权涉及网络辖域、网络疆界，而一国网络设备的路由器端口的集合就是网络疆界。“所有这些连向其他国家的端口如果被管控起来，就相当于构建了一个网络边防。”目前，我国网络边防的建设已经卓有成效，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我国的网络安全和数字主权。
国际互联网不仅存在网络霸权主义、网络军备竞赛、网络战争，还存在很多背离国际法、国际规范的违法行为、强盗行为和恐怖主义，如网络窃听、远程控制、数据剽窃等。目前网络安全主要面临两种问题：“一种是网络攻击，会导致网络信息被篡改甚至瘫痪。另一种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监控、窃取信息”。近年来我国遭遇到“缺芯”之痛，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国务院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聚焦高端芯片、集成电路装备和工艺技术、集成电路关键材料、集成电路设计工具、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应用软件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芯片技术、集成电路和系统软件上的突破，不仅可以把牢网络疆域的后门，而且可以促进人工智能、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网络恐怖主义是针对网络系统或利用网络系统所进行的有预谋、有政治目的的恐怖活动。网络空间是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结合，是恐怖分子实施恐怖主义的突破口。“每个芯片都是潜在的武器，每台电脑都可能成为有效的作战单元。恐怖组织编织起一张复杂的网，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即使组织的大部分被破坏，他们也能独立完成行动。”恐怖分子可以利用数据技术挖掘数据、获取情报，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招募恐怖人员、传授暴恐技术，可以攻击一国的计算机程序、实施数字恐怖主义等等。201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联大根据中国政府提出的修改意见，首次将“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写进决议。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网络反恐的重要力量，成为国际网络秩序最主要的捍卫者。
早期网络空间是非理性的、感性的社会关系的联结，网络空间没有法律约束也缺少伦理规范。早期网民更像数字游民，他们在网络空间内享受着话语狂欢，也制造出很多违背法规与伦理的乱象。公众片面理解网络民主，话语表达经常失去理性和约束，舆论鄙视、网络暴力、群众司法现象频发。网络社会动员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网络水军通过流量操纵社会舆情，政府的社会治理受到网络舆情的巨大挑战。用户联网数据经常被盗用，别有用心之徒为了一己私利恶意搜索，侵犯他人的个人隐私和公民权益；自然空间的犯罪行为加速向网络空间迁移，网络欺诈、电信诈骗、违规金融等犯罪势头凸显，“直接的身体侵犯在网络中已不存在，代之的是财、物及精神上的伤害”。
没有制度的约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就会陷入混乱。从国际政治视角看，社会噪音、舆情审判如果得不到引导，容易导致街头运动。涂尔干认为社会需要团结和共享价值，“健康的社会取决于核心的价值与规范准则的制度化”。我国网民数量全球第一，域名总量全球第二，网络游民的数量也应该是全球第一。因此，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对庞大的网络游民进行管理和规训，将网络游民逐渐教化成网络公民，再建网络空间的社会秩序和治理规范。法律是最严肃最权威的共享价值和制度规范，网络空间治理的终极目标就是网络空间的法制化。我国自连结国际互联网以来，一直重视网络法制化的建设，形成了由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文件等构成的网络空间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由全国人大颁布的相关法律有《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数据安全法》（2021）、《网络安全法》（2016）、《关于加强网络保护的决定》（2012）、《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0）等；国务院颁布的相关法规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2021）、《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01、2011、2013）、《电信条例》（2000、2014）等；国家
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等颁布的部门规章有《网信部门行政执法程序规定》（2023）、《网络安全审查办法》（2022）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有《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9）、《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等；网信办、工信部、广电总局等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有《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2022）、《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2022）等；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政策文件有《关于加强国家网络安全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等。随着国计民生快速向网络空间转移，网络空间变得更加复杂化，网络治理则是网络空间的有序化。网络空间的有序化必然促进网络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导致网络空间进一步的复杂化，而网络治理又需要在新的复杂化中实现有序化。因此，网络空间的建设和治理就是一个不断复杂化、有序化，再复杂化、再有序化的过程。网络治理的唯一目标就是在数字空间重建道德、伦理和法制，最终在网络空间建设起我们的和谐家园。
互联网数字革命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社交化阶段、数据化阶段、智能化阶段。在互联网第一波数字革命浪潮中社交媒体繁荣，人们在网络空间享受着言论狂欢，天真地认为“科技实现了启蒙对人类的承诺”。在互联网第二波数字革命浪潮中算法技术成熟，依托于大数据的算法开始成为显性权力，它可以促进商业利益和政治目的的实现。目前，我们正在进入人工智能主导的第三波数字革命，未来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人的意识和思维，网络空间不再仅有人与人的关系，还有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的关系。在互联网数字革命的三次浪潮中，研发数字技术、建设数字空间、提供数字服务的中介公司越来越成为算法权力、数字霸权的拥有者。数字社区、智慧城市是网络空间的组织单元，各级政府已经投入巨资建设智慧城市，很多部门与企业合作开发数字社区。各级政府掌握着网络空间的规划和治理权力，然而，如果政府的承包合同不够严谨、治理规则不够科学，政府的权力就可能演变成中介公司的权力。在融媒中心、智慧城市建设中，少数地方政府需求不明确、使用管理不到位，最终使“数智平台”变成了“数字垃圾”。某些中介公司抓住政府的“智慧渴望”，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出售产品。那些渗透到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技术公司期望在和政府的合作中获取行政赋权，然后再用“影子权力”谋取公司的私利。少数实力雄厚的技术公司，因为垄断了某个方面的数据资源，在日常运营中逐渐变得傲慢。
中介公司背后既有民间资本也有域外资本，它们是典型的“金钱原教旨主义”者。中介公司凭借数据技术实现了城乡资源的一体化，促使资本和劳动向中心城市聚集。但这些从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公司，他们也将自然空间、网络空间的每个角落，都变成他们获取利益的市场资源。中介公司、商业精英、技术官僚等逐渐崛起，他们提供的不断更新的技术和软件，反而将社会大众牢牢地“锁”在了信息茧房。少数公司为了填满自己追求利润的“欲壑”，无原则地干预公众生活、侵犯私人隐私。数据技术建造了超级全景监狱，资本以全息的视角监督公众，数字化生存的体验感、价值感严重失落。“公民信息和用户数据之所以出现安全隐患，往往是源头上出了问题。因此，运营商和握有大量用户数据的互联网企业，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承担更多责任。同时，网络安全也不能只靠群众的‘警惕’和‘严防’，更要对不法分子的攻击进行精准识别和精准打击。”因此，政府应该加快相关领域的立法，规训中介公司的数字行为，引导他们遵守网络空间的数字契约，打消他们通过“越轨”来获取“不义之财”的念头。
四、结论
网络空间是媒介参与建构的社会空间，是平行于自然空间的数字空间。网络空间的建构有两个内涵：首先，人类通过理解和解释创造出网络空间，网络空间如同一个容器，它等待容纳各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其次，人类在网络空间内进行数字交往实践，数字交往和现实交往融合创造出全新的社会世界。网络空间生产如同第二次创世纪，人类首先创造出数字新大陆，然后在新大陆上重建生活社区。随着数据化、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社会关系和现实利益快速向网络空间转移，网络空间成为国家主权的全新表现方式，世界各国已经普遍接受数字国家、数字主权的概念。
人类理解网络空间主要有三个维度，即时间、空间和数据。
纵横于空间内外，社会世界才得以可能；
穿梭于时间之中，社会世界才得以存在；
运行于数据之上，社会世界才得以体验。
网络空间内的时空是现实时空的映射，网络空间的数据是人类制造的新资源，它是网络空间运行和表现的幕后逻辑。
今天，人类几乎所有的关系和利益都在数据化，一国占有和运用数据资源的能力，已经成为该国综合实力和总体安全的重要指标。
美欧等国凭借自身的先发优势和技术垄断，在网络空间推行数字帝国主义，幻想将自然空间的霸权延伸到网络空间。
中国依据国家意志加强网络顶层设计，优化配置网络空间的数据资源，统筹数据产业规划和数据安全保障，构建出和谐、有序、安全的数字化社会世界。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和平力量，积极倡导和践行网络空间的多边治理，不断为全球网络空间的治理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江苏省社科英才，奕熙精英教师。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新闻道德委员会委员。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80多篇，出版《媒体创新与新闻坚守》 《社会舆论与教育发展》《舆论传播》《媒介素养与政治传播》《选举传播与契约精神》 《舆论传播与社会治理案例分析》等专著7部，教材2部。
编辑 | 陕 朔
华中科技大学“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系教育部首批设立的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培育）。实验室面向国家重大战略，以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INCS）、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为基础，汇聚学校新闻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网络空间安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优势学科，探索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解决国家传播战略问题，支撑人文社科研究范式的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