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作为关注跨国信息流动过程的一个交叉领域，其理论谱系来源更为复杂。有学者曾戏言，“很难对国际传播作出确切定义，但当看到它时便能知晓其存在。”国际传播领域除了受到关注信息载体及流动过程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影响，也汲取了关注国家间关系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关注传播目标国国情的区域国别学、关注跨国沟通载体的外国语言文化等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因此，国际传播体现出比新闻生产、媒介效果等经典新闻传播学议题更加鲜明的跨学科特质，堪称“十字路口中的十字路口”。也因此，迈赫迪·萨马迪（Mehdi Semati）认为，相比一个学科领域，国际传播更应被视作一个议题群。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不断增强，如何建构与中国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愈发得到各方关注。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一论述从传播主体与受众间情感关系的角度明确了中国国际传播的目标导向，并指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多元主体与多维层次。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特别提及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更进一步明确了国际传播的传播内容以及国际传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的重要角色。

与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现实需求相呼应的，是中国学界近年来对国际传播议题的空前重视。目前，众多学者结合时代政治背景与技术发展的前沿趋势，借助多学科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进入国际传播领域，促进了国际传播研究成果的空前繁荣。当下，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处于内生动力与外部诉求之间、居于学科发展趋势与实践前进导向之间，深受多种学科理论滋养但又尚未形成一体化创新性理论，因此呈现出与世界其他国家国际传播研究有所差异但又独具特色的研究面貌。为了更好地促进国际传播研究的前进与发展，我们亟需回顾过去一段时间内国际传播研究的基本面貌，洞悉影响学科发展的多重动力，并基于此为其未来发展构画蓝图。

本研究以文献计量为主要研究方法，分析2012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动力机制。相较于期刊论文，学术著作的出版周期更长，研究成果具有一定滞后性，其影响面及易得性逊于期刊论文，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期刊论文的发表情况。研究选取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的学术期刊文献为主要数据来源进行分析，力图再现过去10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整体特征与趋势，探寻促使其发展和演进的影响因素。由于国际传播是一个议题群，许多期刊论文虽未在标题内包含“国际传播”字样，但探讨的仍是跨国间信息流动的相关问题，也应被视为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国际传播相关联的核心学术名词包括对外传播、跨文化传播等，因此研究者亦将其纳入检索范围之中。

（一）基于中国知网数据的中文期刊论文分析

本研究采集了中国知网（CNKI）中文期刊数据库中符合如下检索条件的全部期刊文献：

（1）以“国际传播”、“对外传播”或“跨文化传播”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

（2）时间范围为2012年11月至2022年10月，即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2012年11月为起点，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2022年10月为终点。最终获取中文期刊文献16452篇，并将文献索引信息以Refwork格式导出。

研究使用的文献分析工具为CiteSpace 6.1.R6 （64-bit） Advanced。在对数据进行分析之前，通过CiteSpace的去重功能（Remove Duplicates）对所得数据进行了预处理，获得无重复数据16354条。研究使用CiteSpace对所得文献数据的关键词进行了共现、聚类和突现情况分析。本研究将分析参数设置为：

（1）对2012年11月至2022年10月进行时间切片（Time Slicing），每一切片为1年；

（2）采用寻径算法（Pathfinder）对每个切片的数据网络进行剪枝；

（3）其他参数为默认值。研究者最终获得有效分析数据16275条。

（二）基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课题信息分析

期刊论文可以体现学术场域的内部情况，但学术场域的发展同时受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重资本的影响。对政治资本影响的分析可以基于领导人讲话、国家政策文件实现，对文化资本影响的分析也能以历年来媒介技术发展情况等信息为参照。相较而言，社会资本对学术场域的影响则更具隐蔽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作为人文社科领域层次最高、影响最大的基金项目，其立项情况反映了国家、社会各界力量对学术发展的期待，同时也将引领未来的期刊论文、书籍等成果的数量与走向。因此，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情况可以作为社会资本影响的一个参考指标。

研究者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中筛选2012年末至2022年末的国际传播相关年度课题（未包含研究专项课题），搜索关键词除“国际传播”外还包括“对外传播”“跨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等，最后搜集获得各学科的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共399项（其中部分项目由2位专家分别承担，仅计1次）。研究者统计了历年来各项目的立项级别、所属学科、名称及主持人等相关信息，对立项数量总体走势、各学科立项分布走势进行统计。同时，研究者还使用jieba中文分词工具对历年项目名称进行分词，并借助ROST Content Mining6软件对项目名称进行语义网络分析，以此考察基金课题的热点主题与关键词分布趋势。

（三）主要研究问题

通过对10年来中国知网发表期刊论文及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信息的分析，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

Q1：自2012年末至2022年末，中国学界的国际传播研究在数量分布、议题关切、理论来源、知识创新等维度呈现出哪些基本特点？

Q2：自2012年末至2022年末，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大体依循何种发展趋势？

Q3：自2012年末至2022年末，中国学界的国际传播研究受到哪些内外动力因素的影响？

（一）2012―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概况

1.国际传播研究主题分析

本文通过CiteSpace对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的聚类分析，以此探究10年间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及相应议题下的概念簇。研究者基于LLR（Log-Likelihood Ration，对数似然比）算法模型得出表1所示的12个聚类，聚类编号从0至11依据其规模降序分布，各聚类以关键词标签中排序第一位的词条命名。12个聚类的轮廓值均在有效范围内且分布于0.5到1之间，说明聚类效果显著、聚类内各关键词联系紧密。可以看出，从2012年末至2022年末，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着重关注的主题包括传播策略与传播效果、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国家形象与话语体系等。

表1   基于LLR算法的国际传播研究关键词聚类统计

随后，研究者进一步聚焦于词频100及以上的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见表2），以期获得更多关于高频关键词的详细信息。从数据可知，“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是最频繁地被用于国际传播研究文献中的关键词，其词频分别为3081和1856。第三位的“文化传播”相较之下则具有断崖式差异。这表明前两者作为国际传播学术研究的代表性术语被大量用以标识研究所涉领域和划定学术场域边界。另外，结合聚类分析结果可知，“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同属聚类#8（国际传播），可见二者之间关联度高，且在大量文献中被用于讨论同一研究主题。

图1   词频在50次及以上的国际传播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2   词频在100次及以上的国际传播研究关键词统计

为了进一步了解“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这两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本文粗略统计了二者在分析数据所涵盖的10年内的词频分布趋势（见图2）。相较于“对外传播”词频的逐年稳步小幅上升趋势而言，“国际传播”在2021年和2022年被使用的频次激增。从二者作为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占比来看，“国际传播”在近年来逐渐作为占据显著优势的概念被使用，而“对外传播”在2021年达到频次峰值后出现下降态势。这反映了两个概念之间的分野在近两年的研究中日趋显著，并且前者逐渐取代后者成为国内学者日益通用的概念。换言之，相较于强调以我为主、内外分明的“对外传播”，侧重国家间的双向或多向传播的“国际传播”理念正在国内学界被广泛采纳。

图2   关键词“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词频分布趋势

基于关键词共现分析可知，文化是国际传播领域备受关注的重要面向。在词频超过100的38个关键词中，共有8个与文化直接相关（即“文化传播”“跨文化”“中华文化”“中国文化”“翻译”“文化自信”“孔子学院”“文化”）。另外，聚类#1（文化传播）、聚类#8（国际传播）和聚类#10（传播策略）都以与文化相关的关键词为核心组成部分。

在CNKI数据库文献中，政策解读及其相应的传播策略分析是国际传播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高频关键词中，涉及我国国际传播政策与策略的词条有“习近平”“一带一路”“传播策略”等。聚类#2（传播）、聚类#7（话语权）、聚类#10（传播策略）等立足于国际国内宏观政治环境，从多元视角探索了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策略与路径。

此外，作为国际传播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话语体系和国家形象的建构也是国内学者普遍关注的研究议题，与之直接相关的高频关键词包括“国家形象”“中国故事”“中国形象”“话语权”“话语体系”等。

十八大以来的10年间，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兼顾了对媒介技术与媒介形式的探讨，相关高频词条为“新媒体”“社交媒体”“主流媒体”“纪录片”“媒体融合”“短视频”“中国电影”。聚类#0（传播效果）、聚类#3（主流媒体）、聚类#4（电视节目）、聚类#5（新媒体）、聚类#9（媒体融合）是该类议题被广泛研究和讨论的集中体现。

除了CNKI的期刊数据，本文还回顾了2012年至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际传播研究的相关课题。研究者使用NetDraw对语义网络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见图3）。为更直观展现数据信息，图中各节点大小与各节点在语义网络中的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呈正相关，各节点之间的线条粗细与各节点之间的关系强度（tie strength）呈正相关。分析发现，“中国”与“传播”为语义网络中度中心性最强的两个词条。此外，“一带一路”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关注主题，以它为中心形成了高密度语义网络，并且它与其他节点之间的关系强度较高，体现了国家社科基金在立项时与国内宏观政策的呼应关系，也更进一步解释了过去10年内期刊论文关注重心的动力机制。

图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的语义网络

2.高被引文献分析

研究统计了20篇收录于CNKI数据库中的高被引文献，发现对文化领域的高度关注是高被引文献的重要特征，其中10篇都在标题中直接反映了“文化”在国际传播研究中的关键性地位。“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跨文化传播相关议题在高被引文献中亦占据重要比重，在20篇文献中有4篇都是基于此议题进行研究。此外，国际传播力提升、国家形象研究、新媒体研究、国家话语/叙事、以共情传播为代表的情感传播等主题的论文成果也获得了高度关注和频繁引用。

（二）2012―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发展趋势分析

研究对采集的文献数据样本进行了时间向度的分析，以期从纵向把握我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演进趋势。

1.研究成果数量分析

基于党的十八大（2012年11月召开）与二十大（2022年10月召开）的具体召开时间，本文以每年11月至次年10月为周期，对采集所得文献数据进行时间切割。由图4可见，在十八大以来的10年间，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整体呈现出大幅增长趋势。从第一个时间周期（2012年11月―2013年10月）至第十个时间周期（2021年11月―2022年10月），国际传播相关文献从854篇增长至2794篇，涨幅为227.17%。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国际传播研究领域实现了高速发展，并仍处于持续上升阶段。

第六、七个时间周期（2017年11月―2018年10月和2018年11月―2019年10月）的文献发表数量均略高于趋势指数线（图4中的虚线）所指示的预期数量，说明在这两个周期内相关研究成果增幅较大，可以看出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在2017年末至2019年末出现了第一个高峰。这正好发生于2017年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之后。另外，文献发表的第二个高峰（也是整个10年内发表数量峰值）出现于第十个时间周期（2021年11月―2022年10月），相较上一周期增长约22.60%。这与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发表讲话密切相关。

图4   CNKI数据库中文期刊发表数量（2012年11月―2022年10月）

图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量（2012年―2022年）

2.学科分布趋势分析

作为交叉学科中的交叉研究领域，国际传播研究的中文期刊成果呈现出多学科分布的特征。本文在CNKI自身的数据分析功能的基础上，对所采集的文献数据进行学科/领域的分类分析。为更直观展现信息，本文依照教育部公布的学科专业门类及学科领域间的亲缘关系，将CNKI学科分类中的“新闻与传媒”“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出版”整合为“新闻与传播”类目，将“中国语言文字”与“外国语言文字”整合为“语言文字”类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CNKI数据库检索条件中的“时间范围”筛选项以自然年为基本单位，其自带的数据可视化分析功能也受此项筛选标准影响。因此，本文对CNKI中文期刊文献的学科分布趋势分析亦遵循基于自然年的时间划分方式。经过统计发现，国际传播领域的中文学术成果主要来自于“新闻与传播”“语言文字”“文化”“体育”“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五个学科领域。如图6所示，“新闻与传播”类目在十个自然年的占比均超过50%，是国际传播研究最主要的贡献来源。占比第二位的是“语言文字”领域，为国际传播所涉及的语际转换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文化、体育和政治既是国际传播实践发生的重要领域，亦为我国国际传播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图6   CNKI中文期刊各学科占比分布趋势

从学科发展趋势来看，“新闻与传播”虽然持续占据学科分布的最高比例，但是它正在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比重差异正在缩小，这表明国际传播研究的学科背景与理论视野逐步走向多元化，跨学科特征愈发显著。与之相反，“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正处于持续上升阶段，相较于2013年的占比3.33%，它在2021年与2022年所占比重均超过了10%。这说明当前的国际传播研究日渐超越研究文化、艺术、武术等传播内容的浅层阶段，而更多地从影响国际传播的国内外政治动因、不同国家间的政治文明互鉴等维度对国际传播进行审视与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对人文社科各领域的学科划分标准与CNKI存在些微差异（如CNKI数据库中的“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学科可大致对应国家社科基金中的“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两个学科），为便于读者查证相关信息、避免自行修改学科名称造成的混乱，本研究在分析知网数据与国家社科基金数据时分别沿用两套学科划分标准。研究者为了更直观呈现相关信息统计结果，根据学科之间的亲缘关系将国家社科基金学科分类中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整合为“文学”大类，将“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整合为“历史学”大类，其余出现较少的学科合并为“其他”。如图7所示，国家社科基金的国际传播研究相关课题所涉学科占比总体与CNKI中文期刊数据相似，“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该学术场域内占据绝对优势，但其占比呈现出波动趋势。“语言学”“体育学”“国际问题研究”“文学”也处于重要地位。相较于CNKI数据库，国家社科基金对“马列·社科”和“历史学”类目的关注更加显著。

图7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科占比分布趋势

图8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2012年11月―2022年10月）

3.研究内容演进趋势

研究者使用CiteSpace对CNKI中文期刊文献关键词进行了时序分布分析，图8为其可视化结果。图中每条横轴代表一个聚类，聚类编号与名称显示于横轴右侧。横轴上的节点表示坐落于聚类内的关键词。年份为纵轴，年份标识见于横轴上方，节点位于其所对应的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节点筛选条件为每年每聚类显示3个词频最高的关键词。连线表示节点间的共现关系。从时间线视图可以看出，作为学术场域的国际传播，其研究内容的大致轮廓在2013年前后已经初步形成，并一直延续至2022年末。结合表2的高频关键词统计数据来看，38个词频超过100（包括100）的关键词中，29个都在2013年及以前首次出现。在后续的年份中，其他重要词条被逐步纳入到国际传播的研究体系中，研究主题、理论来源、研究方法等更加丰富和完善。2013年后进入国际传播研究视野的重要议题包括“中国故事”（2014年起）、“媒体融合”（2014年起）、“一带一路”（2015年起）、“话语权”（2015年起）、“文化自信”（2016年起）、“新时代”（2017年起）、“短视频”（2017年起）等。

本研究以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为时间分界，将数据样本的时间范围划分为两个五年周期，即2012年11月至2017年10月与2017年11月至2022年10月，并对其关键词聚类进行简要对比（见表3）。

两个时间周期内分别根据各聚类所包含的关键词规模进行降序编号。分析发现，第二时间周期内的研究主题相对更丰富，研究视野相对更聚焦。以媒介技术相关研究为例，第一时间周期内的相关词条基本停留在“社交媒体”“新媒体”“电视媒体”等媒介形式的笼统层面，到了第二时间周期则精准聚焦在“短视频”“人工智能”等新兴的具体媒介技术。此外，从第一到第二时间周期出现了研究偏好的转向，典型的例子是基于语言学领域的“翻译”相关主题显著收缩，注重展现价值观的中国叙事体系日渐被重视。这表明中国的国际传播理念得到了发展，其目标从让其他语言族群听得懂传播内容升维为让国际公众理解中国价值体系。

表3   2012年11月―2017年10月和2017年11月―2022年10月关键词聚类情况对比

总体来说，通过对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期间的中文研究成果进行回顾，研究者发现，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在过去10年间经历了快速发展并仍处于持续上升的发展阶段。在本研究所覆盖的时间范围内，该领域研究成果经历两次爆发式增长，分别为2017年10月十九大召开后的两年间以及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关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建设能力的重要讲话之后。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过去10年间中国学者对我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关注点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传播主体层面，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从关注以主流媒体为主的角色职能到关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全民化趋势；在媒介技术层面，随着新兴媒介技术的极速发展，中国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发生语境亦有显著变化，呈现出从电视为主的传统媒介到社交媒介再到人工智能媒介的转向；在理论架构层面，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视野变化，其理论资源从关注国家行为主体的软实力等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面向，发展为关注个体心理层面的跨文化共情等社会心理层面，情感体验成为国内学者日渐重视的传播策略与效果评估指标。

（三）国际传播研究发展的动因分析

研究以场域理论为视角，通过量化分析所得数据，试图对作为学术场域的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归因性分析，并对学术场域内部的动因与场域外部的政治、文化、社会资本等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以期总结本研究覆盖时间范围内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发展规律，进而预测该领域未来的走向。

表4   突现强度7以上的关键词突现年份分布

表4所示为CiteSpace关键词突现（burstiness）分析所得数据。突现分析主要用于呈现某些在特定时间段内出现频次及中心性激增的词条，通过对该类词条爆发式增长趋势所在的时间范围进行追踪，研究者可以判定不同时间的学术热点。此外，通过对相似或相关联词条的突现年限进行比较，可以还原研究领域内学术偏好的转向。在学术场域的理论视域下对表4的数据进行分析，结合政治、文化、技术等外部因素与理论、方法演进等内部条件，本文发现了4条对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的线索。

第一，国内政治议程。我国国内的政治诉求日渐强调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表达对中国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关切。本文对相关政策性文件进行了简要回顾，结合中国国际传播研究成果的年度分布数据，认为该学术场域的发展趋势与相关政策的提出时间相吻合，以此佐证了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的发展极大程度受到国内政策的鼓励。从表4来看，2012年末至2022年末的10年间，国内重要政治事件为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进而形成了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基调的研究旨趣。“中国故事”首次出现于2014年，在此之后的数年中，该词共计349次被用作中文期刊文献的关键词，按词频排序为第六位。另外，相关概念“中国叙事”于2021年首次在期刊文献中被提及以来即成为突现词，在两年内成为被广泛关注和讨论的关键性热点议题。“十九大”“改革开放”“建党百年”作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分别以7.17、7.68、7.11的强度在其所属年份成为突现词，成为国内学者探索讲好中国故事有效路径的重要案例。

第二，国际政治环境。当前国际环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繁荣发展，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国际社会中成为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可见性，另一方面，以“中国威胁论”为代表的国际舆论也被有意渲染。涉华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发展本土的国际传播研究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国内学者探索实践与理论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指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是基于对国际舆论环境判断而成的重要主张与发展方向，它们在中文学术研究领域也占据了重要地位。“一带一路”作为关键词，出现频次为337次，度中心性为16，中介中心性为0.03，与之密切关联的词条包括“中医药”“旅游文化”等文化面向的概念，以及“策略研究”“传播路径”等实践探索面向的关键词。另外，“一带一路”以27.1的强度成为10年间所有关键词中突现程度最高的词条。“话语权”作为10年整体聚类（见表1）中聚类#7的核心关键词，是最受国内学者关注的研究议题之一。为回应“中国威胁论”等负面舆论，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与探索，2019年年底暴发的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中国国家形象污名化等问题成为2020年重要的热点议题，“疫情防控”与“新冠肺炎”分别以11.04与8.72的强度在2020年成为显著的突现词。

第三，以媒介技术为核心的文化资本。媒介技术在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期间迅速发展迭代，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媒介技术研发的领跑者，以5G为代表的通讯技术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媒介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国际传播实践的全方位变革，因此带动学术界将关注点也转向各类新兴媒介技术对国际传播的影响。从表4可见，国内学者对媒介技术与具体媒介形式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在10年历程的早期阶段，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热衷于讨论作为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的媒体平台，如“电视媒体”“电视节目”“电视频道”等。及至第二个五年周期（2017年末至2022年末），关于媒介的研究更倾向于媒介技术本身及其所创造的新传播语境。“短视频”在2017年首次出现于中文学术期刊中，2020年―2022年成为引领媒介技术研究的学术热点。根据文献数据关键词的时间线聚类视图（见图8），“媒介融合”“数字化”“5G技术”“四全媒体”等词条作为高频关键词在第二个五年周期内清晰可见。

第四，学术场域内部动力。随着理论的不断创新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国际传播领域作为一个学术场域得以不断发展。总体来说，国际传播研究呈现出不断精准化与体系化的演进趋势。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有突出进展，“学术传播”成为第二个五年周期内（2017年末至2022年末）聚类规模排序第6位聚类的核心关键词（见表3），这一方面得益于国内学者对国际传播进行学科化建设的努力，另一方面与该学术场域内日渐重视对知识图谱的建构这一趋势不无关系。在理论层面，如前文所述，宏观层面的国际关系相关理论“公共外交”“软实力”等在国内学术场域中逐渐收缩，取而代之的是微观层面的心理学相关理论（如“共情传播”等）。从表4的数据中亦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此起彼伏的关系。“软实力”在2013年首次出现后经历了两年的爆发式增长，随后虽然一直被提及，但其发展势头明显减弱。与之相对应，“共情传播”在2021年突现，本文将其与“共情”词条进行整合，发现二者在2021―2022年间共出现33次，在最新学术热点中具有突出性。在传播实践层面，精准传播成为国内学者逐渐摸索出的重要策略。“精准传播”于2016年首次出现在CNKI数据库中，并在2021―2022年突现。本文参考图8的聚类时间线分布图进行分析发现，“周边国家”“分众化”“区域传播”等词条反映出国内学者对于精准传播具体路径进行了各个面向的探索。在研究方法层面，由图8可见，“文献计量”“知识图谱”等量化研究技术逐渐被国内学者所青睐，并大量使用于近期的国际传播研究中。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呈现出理论丰富、方法创新、关注重心多元的整体样貌。目前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具有以下代表性议题群：一，以国际传播策略、国际传播效果为关切的“传播”议题群；二，以电视、新媒体、短视频、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媒体等传播载体为关切的“媒介技术”议题群；三，以语言、文学、文化、体育及脱贫攻坚等传播内容为核心的“中国故事”议题群；四，以话语体系、叙事能力等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策略为核心的“自塑”议题群；五，以国家形象、涉华舆论等他者认知为核心的“他塑”议题群；六，以新时代、“一带一路”、外交战略等宏观背景为代表的“传播环境”议题群。六个议题群各有侧重，但彼此之间又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学术网络。

目前，在国内政治议程、国际政治环境、媒介技术演进、学科理论方法创新等多重动因的驱动之下，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全民化、技术化、情感化特点。研究者认为，在多重动因交织影响下，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发展将迎来更深程度的创新。

首先，学界对国际传播使命的理论认知将进一步深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研究者将进一步吸收新世界主义、平台世界主义等理论资源并作出创新诠释，全面超越国际传播是为了提升本国软实力的传统观念，更进一步认识到国际传播的使命是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双向交流和多向交流，国际传播不仅讲好中国故事也要讲好世界故事。

其次，研究者对国际传播主体的理论认知将得到极大拓展。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已超越过往国家机构、主流媒体主导的圈层结构，步入全民外交、全民国际传播的多元主体时代，研究者也更应关注普通国民及外籍在华人士、留学生、“第三文化人”等文化中介群体的国际传播作用；甚至过往的国际传播受众也已转变为传播主体，研究者也应关注全球社交媒体用户如何围绕中国故事进行共创传播。

再次，学界对国际传播技术的理论研究也将进一步加深。研究者将进一步关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兴媒介技术如何通过增进用户的沉浸体验来促进国际传播的效能提升；研究者也将超越片面追随媒介发展浪潮的旧有思维模式，进一步认识到技术的进步并不等同于共情效果的必然实现，而是将结合国际关系的宏观背景、个人的微观认知心理结构进一步分析新兴媒介技术对国际传播的结构性作用。如分析算法技术如何重塑国际传播模式、社交媒体如何介入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新兴媒介技术如何重塑国际传播受众的心理机制等。

最后，研究者对国际传播的实践策略模式的认知也将经历转变。国际传播应超越独白（monologue）模式，更多地依靠对话（dialogue）与合作（collaboration），应从关注短期的传播效果转向长期的关系建构，应从诉诸价值、事实层面的说服效果转向关注情感、心理层面的共情效果，例如可以关注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国际传播中如何实现跨文化共情，或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研究群体身份认知与群际关系如何影响国际传播受众的心理反应。

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的国际传播研究也面临着理论应用的浅表化、研究结论的不证自明、学术话语的重复性生产、建议对策的低效性等质疑。学界似乎越来越陷入一种迷思：国际传播领域尽管得到多学科的理论滋养、且以关注“国际”为己任，但其却愈发面临着智识的贫困、国际视野的缺乏等危机。李金铨曾指出，应以开明的世界主义发展兼具“在地经验”与“全球视野”的国际传播研究。纵观当今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更多学者青睐于从宏观视角出发，立足于当前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现实需要，对相关问题进行理论化并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方向提供建议。但这样过于强调“在地化”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外学界的沟通对话，不利于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国际化。

杜骏飞、周玉黍在《传播学的解放》一文中提出，效果研究范式化、经典理论教义化、学科界定狭隘化等障碍束缚了传播学的动力与活力。客观审视当下的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国内学术场域的繁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传播学者向学科外、国界外走出去的动力。张国良认为，传播学引入中国本身就是国际传播的产物，传播学要实现国际化也必须借力国际传播。然而事实上，与健康传播、计算传播等分支相比，中国国际传播领域的国际化程度亟待加强。因此，中国国际传播学者也应加强与其他领域学者、其他国家学者的对话与合作，推动在地化研究成果的世界表达，在推动国际传播研究成果国际交流的过程中实践国际传播，用开放的观念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从而真正实现“国际传播研究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