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媒体环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闻供应，但在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发现人们几乎没有进行新闻消费(Karlsen et al., 2020; Strömbäck et al., 2013)。更多人称，他们在积极回避新闻(Toff & Kalogeropoulos, 2020)，或者经常感到疲惫不堪（Gottfried & Barthel, 2018）。这些趋势似乎令人不安，因为长期以来，在政治传播研究中，关注新闻的做法一直被认为是良好公民身份的基础(Schudson, 1998)，与提高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相关。虽然已知有多种因素会影响新闻的使用，包括政治利益、社会化和不断变化的媒体格局等，但这些因素都不容易改变，这使得减少差距和实现一个更知情的社会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命题。

这项研究从那些回避新闻的人的角度研究了他们对新闻的感受，并表明预期的焦虑在塑造回避者如何解释他们缺乏新闻参与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认为，现有的关于新闻和政治参与的理论往往强调被传递的信息的价值，但这些理论并没有充分说明关于新闻社会层面和情感层面的观点——新闻是什么并为公民提供什么的想法。通过对英国那些很少获取专业新闻的人进行深入访谈，我们发现，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避免接触新闻是一种合理的策略，因为新闻会让他们感到焦虑和无能为力。我们的受访者认为新闻由犯罪、恐怖主义和党派争吵的故事主导，这不仅会让人产生恐惧的情绪，还产生了不确定性和缺乏控制的感觉。对于那些政治效力已经最低的人来说，他们对关注新闻作为公民义务的感觉，远不如他们对新闻直接和负面的情绪反应更有说服力，因此他们认为这些新闻与指导日常生活或更广阔的世界无关。这些发现与之前的研究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明焦虑和信息寻求之间存在更短期的互惠关系(Albertson & Gadarian, 2015; Valentino et al., 2009）。将新闻视为诱发焦虑、几乎没有实际价值的观点是影响人们参与新闻的一个重要长期障碍，并延伸到公民生活，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如何参与政治生活。

在本研究中，我们针对那些习惯性、以长期的方式回避新闻的人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 (1)对那些经常回避新闻的人来说，关注新闻的经历是什么感觉？(2)那些很少使用新闻的人是如何看待保持信息知情的重要性呢？

这项研究建立在社会科学中丰富的定性工作传统之上，即使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来理解人们如何思考(Eliasoph，1998)，包括关注边缘人经历的工作。我们主要分析的对象是 Cramer Walsh所说的“观点”，定义为“人们看待问题的视角”。她认为，“人们用来理解公共事务的观点根植于通过社会互动发展起来的社会身份”。例如她的工作，以及其他关于政治实践、媒体使用等更多的定性研究。我们研究了人们用来理解他们所参与的实践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具体来说，基于我们的实证分析，强调了我们所称的“预期焦虑”的重要性。这些关于新闻是什么 、它提供了什么以及消费它的感觉的特殊概念，解释了受访者对新闻的广泛排斥。经济学家通常将新闻定义为一种“良好的体验”，只有在参与新闻后才能得到准确的评估，但一些人持有先入为主的观点，这意味着他们将不愿意接触和体验新闻。我们的发现说明了一个更广泛的理论观点，即文化因素在塑造情绪反应期望方面的重要性，而这种期望又反过来影响了新闻习惯。与Eliasoph（1998） 类似，这些观点有时伴随着一种新闻应该被关注的感觉，但回避者将这些规范与他们赋予新闻的有限价值和预期的情感成本进行了权衡。

本研究采用了对43名“新闻回避者”的深度采访，这些人称他们“每月少于一次”或“从未”消费专业制作的新闻。通过关注这样的一个样本，我们试图找出与这一独特群体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反过来允许更广泛的“逻辑泛化”（Luker ，2009）。

我们专注于英国有两个原因：其一，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英国的新闻回避率较高，但社会经济和文化多样性相对较高。作为一个实际问题，这些特征提高了我们识别研究对象的能力。其二，英国的媒体格局包含了小报新闻、大报新闻以及公共和私营电视——与公共服务媒体存在有限的国家（如美国）、新闻被高度分散和不受信任的国家（如西班牙和希腊)或新闻几乎被普遍使用的国家(如芬兰和丹麦）不同。

鉴于只有一小部分公众符合研究参数，为了确定参与者，我们主要依赖于Kantar，一家能够接触到少数人群的专业在线研究公司。该公司使用来自《数字新闻报告》（Newman，2017）关于新闻使用的筛选问题来确定招募对象。与其他形式的新闻和媒体使用一样，新闻回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访谈显示，一些研究参与者确实偶尔会接触到专业制作的新闻，但大多数人没有积极使用新闻的常规习惯。招聘工作集中在利兹和曼彻斯特及其周边地区，这是两个社会经济人口多样化的后工业城市。

我们特别关注低收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他们往往消费较少的新闻。在以前的新闻使用定性研究中这一群体常常被忽视，调查的多是具有明确政治态度的大学生群体。在Woodstock（2014）中，“媒体抵制者”说他们通过退出新闻来实现更多“有意义的政治参与”，但受访者称他们使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纽约时报》，《纽约客》和《赫芬顿邮报》等媒体，这表明他们的态度和做法与本研究大部分来自中下阶层背景的受访者的情况非常不同。此外，本研究受访者主要是女性（N = 36），这种性别差距反映在自我报告的新闻使用调查中， 并在另一项研究中进行了研究。完成访谈的参与者获得了40英镑的补偿。

访谈由第一作者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期间，在受访者的家中（N = 33）、公共场所（N = 3）和通过电话（N = 7）进行。访谈方案是半结构化的，问题包括参与者的社会和家庭生活；日常习惯、日常生活和媒体的使用（包括但从不限于新闻）；以及对记者和新闻业的态度。大多数问题集中在受访者被认为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上。在特别询问新闻的地方，我们允许受访者自己定义这个术语，因为我们对新闻对他们的意义很感兴趣。采访平均为一小时，并在NVivo软件中为共同的主题进行数字记录、转录和编码。为保持参与者的匿名性，我们使用了假名。

一些人可能会质疑，采访中的焦虑表达是否可能是受访者用来解释他们对新闻缺乏兴趣而采取的事后合理化措施。虽然我们不能了解研究参与者所经历的情绪，但我们认为他们对“焦虑”和“不安”的口语表达是有价值的。我们注意到，许多受访者描述了采取积极和极端的措施来改变他们的行为，以避免进一步接触新闻，包括关闭社交媒体账户或在电视出现新闻节目时退出房间。我们还认为，对新闻的情感内容的看法本身可能也是有意义的——不管其准确性如何，不管是否严格符合“焦虑”的临床定义表达，这种植根于社会或文化理解的表达，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塑造习惯和行为。

我们发现：(1)许多人认为新闻的实际内容是非常负面的，且缺乏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2)许多人对保持知情的公民重要性表达了深刻的矛盾心理，这说明鼓励使用新闻这一更抽象的规范被弱化和不均衡地内化了。关于新闻和新闻使用的诸多概念都在这些访谈中被捕捉到了，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先入为主的观点产生了预期的焦虑并塑造新闻接触的方式。新闻被视为情感上的负担——一种不确定性和缺乏控制的来源——使其成为在复杂和不安的世界中深入政治参与的障碍。

正如科尔曼（2013）所认为的，“任何社会实践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其中的感觉”。我们对新闻回避者——那些说他们很少或不使用专业制作新闻的人— —对新闻的感受的分析，强调了预期焦虑在促成脱离新闻方面的重要性。本研究的受访者都能获得丰富的新闻供应，在具有挑战性和高要求的生活中航行。其中一些人也认为他们应该关注新闻。然而，他们却很少消费新闻，把新闻与焦虑联系在一起，并相信这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更能控制自己或确定如何驾驭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受访者在平衡公民身份规范与新闻主要是“厄运”和无用的“垃圾”这一观点之间的关系，这只会加强已经有限的功效，受访者大多背弃了一些学者所谓的“现代性的主要感知实践”（Hartley，1996）。许多人这样做是带着矛盾心理，认为也许他们应该有更多的参与，但他们的公民责任感被自我照顾等考虑所掩盖了。通过本研究在这里所确定的特定视角，回避新闻被视为一种合理的选择，这种选择的感觉比其他选择更好，而且没有强烈的错失感。

情感在这里的作用，特别是预期焦虑可能塑造人们对新闻的看法，有助于开展更多关于媒体使用的情感维度的研究。具体而言，关于新闻情感影响的先入之见似乎在构建新闻取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加剧了谁参与和谁脱离的不平等。因此，我们为更多的行为主义方法提供了一个社会学的补充。

正如许多学者所言，新闻的意义不仅取决于新闻本身，还取决于与之接触的人以及他们在这些互动中所带来的观点。本研究所详述的一些观点，如将新闻视为“厄运”而带来的预期焦虑，可能在这样的极端新闻回避者中特别明显。但其他因素，包括责任感等，可能在其他地方更为普遍，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绘制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对新闻的观点、民间理论和预期情绪反应的差异，而不仅仅是从新闻信息内容的感知价值的狭隘功利性来考虑。此外，还要考虑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改变这种观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