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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视点】政治传播中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政治传播的研究现状

作者: 时间:2022-08-13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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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介绍

《域外视点》是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推出的新栏目,旨在分享国际知名学者有关国际政治、国际传播、国际关系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学术观点。



政治传播中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

政治传播的研究现状


摘要

本文系统检验了近年来政治传播研究中精英、公民和媒体这三个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现有研究主要涉及公民行为体内部关系,对精英和媒体关注较少,且大多集中在微观层面。行为主体间大多数是调节而非中介关系,这意味着调查结果的探索性强于因果性,且研究过度关注西方国家。基于此,我们呼吁学者们不能单纯关注公民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微观过程,而应该将它们与更高层次的社会分支联系起来;强化对主体间因果关系的考察,并积极作用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去西方化。

文献来源

原文标题:

The Interplay of Actor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 The State of the Subfield


作者简介:

Omar O. Dumdum,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大众传播专业博士生

Levi Bankston,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博士生


文献来源:

Dumdum Omar O. and Bankston Levi. The Interplay of Actor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 State of the Subfield[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2, 39(2) : 266-279.

DOI:10.1080/10584609.2021.1966597


引言


政治传播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它关于三个主要行为主体相互作用的理论:政治精英、媒体和公民。政治传播的定义通常基于这些行为者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导致对个人和社会产生多种影响,以及对民族、国家或社会的公共政策产生影响。


本文系统检验了近年来政治传播研究中精英、公民和媒体这三个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现有研究主要涉及公民行为体内部关系,对精英和媒体关注较少,且大多集中在微观层面。行为主体间大多数是调节而非中介关系,这意味着调查结果的探索性强于因果性,且研究过度关注西方国家。基于此,我们呼吁学者们不能单纯关注公民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微观过程,而应该将它们与更高层次的社会分支联系起来;强化对主体间因果关系的考察,并积极作用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去西方化。



三个行为主体


政治传播三角模型表示了政治精英、媒体和公民之间的动态互动,图1中简单明了地展示了这种关系。每个行为主体都对另外两个行为主体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并在政治传播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图1.政治传播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


媒体效应是政治传播研究的关键。包括研究媒体通过议程设置、问题框架和启动效应对公众的影响。媒体也以类似的方式影响政治精英,包括精英认为重要的问题,以及精英必须遵循“媒体逻辑”的策略。


同样,精英也在议程设置、问题框架和启动效应方面发挥作用。它们将事件和问题与更大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并构建公众如何评价它们和其他政治现象的结构。精英也对媒体施加同样的影响,因为媒体依靠精英来决定要报道什么以及如何报道。


最后,公民在政治传播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他们是传统民主理论的主要参与者,总的来说,精英会对公众舆论做出反应,即使这个过程是需要通过新闻媒体来进行调解的。公众同样会影响媒体报道什么以及如何报道政治现象,公众对特定问题的关注会影响新闻媒体的议程,而新闻媒体在决定向公众呈现什么时也会响应消费者的偏好。


虽然这不能解释政治传播中所有的潜在影响,但我们试图了解这三个行为主体的理论化相互作用是否同样反映在最近的政治传播研究中,或者经验关注是否集中在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上。



中介和调节


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了解政治传播学中建立的这种互动的本质。我们特别专注于识别中介和调节的关系——这是量化实证研究中最常见的三变量研究模型中的两个,由于政治传播这一子领域向更深入理解传播效果的转变,这两种分析在相关研究中变得无处不在。


图2说明了中介和调节的区别。中介分析检验了一个干预变量(中介)如何解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自变量通过中介间接影响因变量。相比之下,调节分析检验了另一个变量如何影响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方向和强度。调节分析的常用技术包括回归模型中的方差分析和交互项,而中介分析则涉及路径分析和其他直接和间接影响估计的方法,例如,结构方程建模或SEM。



     

图2.中介和调节分析


中介和调节之间的选择对于理解政治传播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中介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变量之间复杂因果关系背后的机制。由于中介分析是确认性的,导致变量的因果排序很大程度上依赖理论。而调节分析是探索性的,并试图解开解释传播效果有效性的条件限制。因此,某一种分析的优势意味着学术界是否分别侧重于理解交际过程的因果关系或交际效果产生的条件。



语境


研究的背景,特别是在哪里进行的,对理解政治传播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也有重要影响。背景讨论通常与比较研究相关联,这些研究旨在得出关于不同国家的交流现象的结论。特别是对于在美国和欧洲以外进行研究的学者来说,往往需要学术研究来将特定国家的研究结果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


虽然我们认识到不同背景的选择通常是由实际考虑而非理论驱动的,但我们试图记录这些研究着眼的国家,因为政治和媒体系统等不同的宏观层面因素会影响政治传播。



研究方法


采样


我们选择了2000年至2017年间每年在每个类别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中排名前3的传播和政治科学期刊。有10种期刊符合这一标准,我们在此列表中还添加了政治传播(PC),因为它是这一子领域的旗舰期刊。这些期刊在这18年的时间里发表了7933篇文章。我们通过多阶段抽样鉴定了这些文章。首先,我们根据政治传播中出现的最常见和最相关的术语以及对中介和调节的开创性评论开发了一个关键词列表。使用这些关键词对采用中介和调节分析的政治传播文章进行排序,自动搜索确定了3447篇文章。最后,我们手动验证了每篇文章,以确保它们确实采用了中介或调节分析,并且本质上是政治传播研究(即传播文章应主要与政治相关,政治科学文章应主要与传播相关)。这使最终的抽样文章数量达到了631篇。


表1.2000-2017年样本期刊和文章数量

以及中介/调节方法图片



编码


我们手动对现有的第三变量分析的类型(即中介/调节)和进行研究的国家进行了编码。然后,我们对每个具有统计意义的中介/调节分析中的变量进行编码,并将每个自变量、中介/调节者和因变量分类为精英、媒体、公民或其他人。当所有可能的变量关系在 p ≤ .05.1时都是显著的时,我们称这条路径为显著路径,研究总共确定了2223条路径。


结果


如图3所示,已发表的量化政治传播研究文章中出现三个或以上变量的文章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大部分文章集中在四个期刊:《美国政治科学期刊》《传播学刊》《政治传播》《舆论季刊》。总体而言,我们在《传播学刊》中确定了174篇文章,在《美国政治科学期刊》中发现了215篇文章,在《政治传播》和《舆论季刊》中发现了242篇文章。文章平均找到4.9(SD=5.63)条重要的中介/调节路径。


图3.带有中介和调节分析结果的政治传播文章



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我们发现,这些文章主要以公民作为变量。图4显示,公民占变量的绝大多数,占比达到68%至88%,其中因变量占比最大。相比之下,媒体仅占变量的大约3%到17%,其中大的部分是自变量。精英占变量的最小部分,介于8%和9%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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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介和调节分析中行为主体的变量计数



图5进一步显示了公民相关变量的主导地位。它表明由两个或多个公民相关变量组成的路径约占所有路径的79%(n=1,746)。其中,1221人发现了公民内部关系(占总路径的55%)。相比之下,媒体占多数和精英占多数的路径分别只有125条和164条,各不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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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多数变量的中介和调节路径



无论行为主体的类型如何,大多数实证研究发现的是行为主体内部而不是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排除非行为主体变量(即其他变量),我们发现行为主体内部关系占1895条路径中的1294条(68%),如图6所示。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仅占31%左右,而同时发现所有三个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路径只有17个(1%)。这些也反映在文章层面,大多数发现只考虑了模型中的一个行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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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按不同行为主体数划分的中介和调节路径



相互作用的性质


就所发现的关系的性质而言,图7显示,调节路径占实证结果的大部分(73%),这意味着既定的关系更具有探索性而不是理论上的因果性,并且这些关系侧重于理解政治传播效果的条件而不是行为者参与的因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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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中介和调节路径



地域


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图8显示了一个等值线图,较深的阴影表示特定国家的实证调查的相对数量。由于一些文章包含比较多个国家或地区结果的研究,因此样本在86个国家或地区的每个地点产生了898个单独的结果。在每个地点的这些调查结果中,403个涉及欧洲国家,311个涉及美国,合计比例为80%。

图8.调查的背景



讨论和启示


对公民内部关系的压倒性关注可能可以通过数据可用性和可访问性来解释。政治传播研究中最常用的两种方法——民意调查和实验——通常会产生与公民相关的变量。我们认识到公民是“政治传播的核心”。把以个人为中心的研究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不仅是政治传播中的问题,也是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问题。学者们需要超越研究调查数据,而要将这些数据与媒体或精英主体联系起来,以捕捉多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发现,行为主体间关系的本质主要是通过调节建立的。一种解释称,这与方法论上依赖方差分析和回归模型来分析交互作用有关,尤其是交互项可以轻松地添加到模型中。调节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人员对其发现的背景和条件的分析解释,而不是导致因果推理的高度控制的设计(如中介分析的情况)。虽然我们并不建议研究人员停止使用与调节相关的研究,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更多样化的量化方法将有利于学术研究并提高解释政治传播过程和影响的能力。


最后,鉴于其他元分析的结果,西方国家研究结果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在我们意料之中。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学术界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为非西方学者提供发表作品的机会。非西方学者承受着将他们的研究与西方社会进行比较的额外负担——这是西方学者不需要承担的。此外,如果目标是理解政治传播的动态过程,那么研究还必须解释这个过程如何在不同的背景和宏观层面上发生变化或保持常态。


尽管我们的样本着眼于有影响力的期刊,但范围仅限于发现显著中介和调节关系的量化研究。没有发现显著结果的或分析发现两个行为者双变量关系的质化和量化研究则被排除在外。尽管如此,鉴于中介和调节分析的盛行,我们的研究结果仍然代表了政治传播实证研究的很大一部分。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我们的三个主要发现——过度关注公民内部关系、过度依赖调节分析以及过度关注西方研究——反映了目前政治传播研究的现状。尽管我们的研究结果存在局限性,但其影响和建议对于整个子域都是有用的。学者需要明确锚定与公民认知、态度和行为相关的微观过程,以适应更高层次的社会影响。需要创新的研究来调查和确认政治传播效应背后的因果过程。最后,学术界需要采取具体步骤,采取平权行动,以推进政治传播研究去西方化。



翻译 | 李 仪

编辑 | 李 仪

审核 | 陈 薇、蒲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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