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外国媒体
对中国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
人们普遍认为，大众媒体在西方民主国家政治信任的兴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们针对中国的关于媒体使用和政治信任的研究结果却对此提出了质疑。通过2013年和2018年在中国进行的两项调查，我们研究了使用不同媒体（包括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和外国媒体）对中国公民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看电视、读书等传统媒体的使用与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呈正相关，但与他们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无关；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呈负相关，但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无关；外国媒体的使用与中国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呈负相关，但并不影响他们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类型的媒体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产生了如此截然不同的影响，并讨论了这些观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media, social media, and foreign media on hierarchical levels of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作者：
Ping Xu and Yinjiao Ye；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USA
Mingxin Zhang；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文献来源：
Xu, P., Ye, Y., & Zhang, M. (2022).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media, social media, and foreign media on hierarchical levels of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Global Media and China, 7(3), 357–377.
DOI：https://doi.org/10.1177/20594364221115270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有所删减，感兴趣可阅读原文。
政治信任通常被定义为个人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与政权合法性和政治稳定有关，通常被认为是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民意调查始终显示，中国政府在其公民中享有高于所有民主国家的高度信任。世界价值调查报告称，2018年94.6%的中国人信任他们的中央政府，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这一数字上升到98%。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在中国，中央政府获得的信任水平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对此，11个亚洲国家和中国之间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学者们发现大众媒体对西方民主国家政治信任的兴衰有重大影响，但大多数研究只关注一种特定类型的媒体或一种特定的背景，很少有研究系统地比较了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和外国媒体对各级政府信任的影响。
注意到中国政治信任方面的文献空白和新媒体潜在的相互矛盾的作用，我们研究了媒体使用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信任，特别是使用新形式的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和通过vpn（虚拟专用网络）访问外国媒体，会如何影响中国政府的政治信任，以及这些影响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影响有何不同。我们的研究首次系统地比较了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和外国媒体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媒体是如何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的。我们的目标是捕捉媒体对政治信任演变性质的影响。
正如技术创新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学界对流媒体服务的思考也是由之前出现的类似技术的功能和协议构成的。业界、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现在试图将流媒体视频服务纳入我们对以前使用广播信号、有线电视或卫星向家庭分发内容的视频提供商的概念理解中。
1. 传统媒体和政治信任
H1-a：接触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与对中国中央政府的信任呈正相关。
H1-b：接触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可能会对中国地方政府的信任产生负面影响。
2. 社交媒体和政治信任
H2-a：使用社交媒体与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呈负相关。
H2-b：使用社交媒体实际上可以增强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3. 外国媒体和政治信任
H3-a：通过vpn访问外国媒体会降低中国公民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
H3-b：通过vpn访问外国媒体并不会降低中国公民对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
我们使用了在中国进行的两项调查的数据来检验我们的假设。第一次调查，我们与一家拥有中国31个省份内40多万名中国用户的专业调查公司合作。从调查池中随机抽取并邀请了17035名参与者，其中1202名参与者完成了在线调查（回复率为7.06%）。通过审查和交叉检查，研究人员确认了受访者的回答，并将样本按性别进行加权以模拟人群中的性别构成。原始样本中男性占60.3%，权样本中男性占55.6%，平均年龄为32.87岁（SD = 8.30）。第二次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在2018年进行的，其中包括来自问卷网（1761）、微博（2291）和微信（1363）三个平台的5415条回复。
这两项调查是由两个不同的研究团队在不同的时间进行的，一共覆盖了6500多名受访者。我们决定使用这两项调查的结果，而不是仅仅使用我们在2013年进行的原始调查，是因为2013年之后，中国的政治环境，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政治管理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希望我们的数据能够反映出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和中国公民对政府信任的演变本质。我们还想知道，基于我们2013年调查得到的结果是否还能在政治环境变化后的现在成立。
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受访者被问及他们对中国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在2013年的调查中，受访者被要求对中央、省、州、县、镇/区等五级政府的信任程度进行评级，而2018年的调查只涉及中央、省、镇/区和村四个级别。
由于中国公民最常与乡、镇/区和县级政府就教育、医疗保健和安全等服务进行互动，我们将它们统一视为地方政府。因此，我们对地方政府政治信任的测量就是这些级别地方政府的平均信任得分。这两个调查都包含一个关于中央政府信任的问题，我们用这个项目来衡量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
传统媒体使用。这两项调查都询问了受访者使用阅读报纸和看电视等传统媒体的频率。我们通过取阅读报纸和看电视的频率的平均得分来衡量传统媒体的使用情况。
社交媒体使用。这两项调查都询问了受访者使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的频率，包括微信、微博、BBS和博客。我们以各种社交媒体平台的平均分作为衡量社交媒体使用的衡量标准。
外国媒体使用。这两项调查都包括了通过VPN使用脸书和推特等外国媒体的频率。我们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来衡量外国媒体的使用情况。
我们考虑了几个重要的政治信任预测因子，并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首先，我们对社会信任进行了控制，并通过使用经典的人际信任调查项目来衡量它，这是两个调查都包含的问题。其次，我们控制了生活满意度，因为一个人对自己个人生活的满意度通常是他或她对政府的信任的有力预测因素。第三，我们控制了政治效能，因为公民个人相信他或她可以在带来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很可能与他们对当前政治制度的更有利的看法有关。第四，参与者的人口统计数据，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职业和党员身份等。其中党员身份受到控制，因为共产党员可能会对政府更忠诚，并表现出更高的信任程度。
但当我们试图保持基于两个调查的模型一致时，有一些重要的变量只被一个调查所囊括。例如，2013年的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对互联网监控的意识，我们将其纳入控制，因为政府监控可能会在普通公民中产生愤怒，从而影响他们对政府和政治参与决策的信任。而2018年的调查则将政治利益作为控制变量。
对于这两个数据集，我们运行了两组统计模型：模型1以中央政府政治信任为因变量，模型2以地方政府政治信任为因变量。这两种模型都将传统媒体使用、社交媒体使用和外国媒体使用作为自变量，并引入上述控制变量。2013年调查结果和2018年调查结果分别载于表1和表2。
在两项调查中，随着政府级别从中央到更多的地方层面，不信任政府各级的个人比例稳步上升，验证了李在2004年所描绘的模式。下面的图1显示了这种模式。从图1(a)和图1(b)可以看出，受访者表示信任中央政府的比例最高，随着从中央到更多地方政府层面的下降。
(a)基于2013年调查结果；
(b)基于2018年调查结果。
注:柱状图表示受访者信任各级政府的百分比。
我们的第一组假设(H1-a和H1-b)预测传统媒体的使用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有正向影响，但与地方政府的信任呈负相关。表1模型(1)和表2模型(1)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社会信任、生活满意度、政治效能等其他因素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使用对中央政府信任有正向显著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国公民看电视或报纸的时间越多，他们就越信任中央政府。令我们惊讶的是，表1模型(2)和表2模型(2)的结果显示，在2013年和2018年的调查中，传统媒体的使用对公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假设H1-a得到支持，而H1-b不被支持，我们发现传统媒体的使用增强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但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没有显著影响。
表1 媒体使用对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治信任
的影响——基于2013年的调查
表2 媒体使用对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治信任
的影响——基于2018年的调查
我们的第二组假设(H2-a和H2-b)预测社交媒体的使用损害了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但增强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表1模型(2)和表2模型(2)的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使用与地方政府信任度呈负相关，但与央政府的信任没有显著相关。假设H2-a得到支持，而H2-b不被支持。换句话说，中国公民使用社交媒体越多，他们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就越低。
我们的第三组假设(H3-a和H3-b)预测，通过VPN使用外国媒体会损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但不会影响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表1模型(1)和表2模型(1)的结果显示，与我们预测的一致，H3-a和H3-b都得到支持，外媒使用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呈负相关，与地方政府信任度不相关。换句话说，中国公民通过VPN使用外国媒体越多，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就越低。
在控制变量中，2013年和2018年的调查数据给出了相似但略有不同的结果。首先，两项调查都强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信任、生活满意度和政治效能这三个变量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存在正相关和显著相关。其次，至少有一项调查显示，女性和老年人比男性和年轻人更信任中央政府；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兴趣越高的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越低。第三，至少有一项调查显示，老年人、女性以及收入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人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往往较低。中共党员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较高。
为了测试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运行了两组层次回归模型，分别对应表1和表2中的有序logit模型。在四个模型中，我们均使用人口变量作为第一个组，媒体使用作为第二个组，其他变量作为第三个组。结果与我们原来的有序logit模型基本相同。基于2013年和2018年数据的模型都表明，传统媒体的使用提高了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但外国媒体的使用降低了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2018年调查数据显示，使用社交媒体损害了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这些结果与我们从线性回归模型得到的结果一致。唯一不同的是，社交媒体似乎对地方政府信任没有显著影响。此外的所有其他发现都与我们的有序logit模型相同。
媒体使用在政治信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媒体不安理论和良性循环理论以及对政治机构的媒体报道影响了公众对机构的看法，从而影响了他们对这些政治机构的判断和信任。在中国，媒体对各级政府公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注意到以往研究中的这一空白，我们研究了使用各种媒体类型在中国公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中的作用。理清媒体类型和政府级别，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中国各种媒体类型的使用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验证了中国政治信任水平的趋势—信任水平随着政府层级的下降而下降。其次，我们发现，使用阅读报纸、看电视等传统媒体有助于提高中国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但不影响他们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乍一看，这一发现似乎与媒体不安理论相矛盾，该理论指出，媒体曝光导致西方国家的政治信任和政府合法性下降。然而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特征，特别是传统媒体体系在中国的管理和控制时，这一发现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众所周知，在中国，报纸和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大多是国有的，大多数新闻报道在出版前就会播出。因此，传统媒体对最高领导人和中央政策的积极报道是相当普遍的。相比之下，国家媒体机构经常鼓励记者报道当地官员的不当行为，这可能会导致中国公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国家媒体的负面报道和当地媒体的一些正面报道可能相互抵消了彼此的影响，这导致我们没有发现接触传统媒体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
与传统媒体不同，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中国公民在地方层面的政治信任产生负面影响。社交媒体促进的是点对点的交流，而不是精英控制的内容，并使民主价值观在国际边界上快速传播。在中国，社交媒体通过更开放的公共话语、不经调解的公民参与和扩大参与赋予了公众权力，给政府对公共话语的控制带来了挑战。当公民在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中经历腐败和权力滥用时，他们有能力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的遭遇。这类文章的读者可能会由于自己的经验产生共鸣，并降低他们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因此，我们看到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之间存在负相关，这体现了社交媒体在公共话语中强大的政治作用，公民可以利用社交媒体作为监控政府的强大工具。
与之相反，目前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并不影响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一方面，中央政府已经投入了大量的努力来促进发展网络空间的“正能量”“讲述中国故事”等意识形态话语，以及以中国持续强劲的经济发展、扶贫、环保等为主题的故事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使用互联网作为检查腐败，近年来，尽管在互联网上进行内容控制和监控，但在社交媒体上曝光政府官员不当行为的内容也并不少见。通过这些措施，公民在遇到中央政府系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和网络空间的监管和监控时，就忽略了社交媒体对中央政府信任的负面影响。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交媒体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没有显著影响。
在所有媒体类型中，外国媒体的使用是唯一与中国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呈负相关的类型。与国内媒体相比，外国媒体对中国政权的负面报道较多，且往往关注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当谈到中国的新闻报道时，外国媒体最喜欢的一些话题是人权、政治自由和环境污染等。访问这些内容可能会降低中国公民对中国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尽管自2018年以来vpn就在中国被禁止，但个人仍然可以通过一定努力获得vpn，随后进入外国媒体。
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中国的政治现实有一些有趣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总体而言，我们已经证实，尽管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因所消费的媒体类型和政府级别而异，但就中国的政治信任而言，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媒介不适论和虚拟圈子论。换句话说，媒体消费对政治信任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经验上讲，一个亮点是社交媒体在跨国界传播民主价值观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在中国，社交媒体还通过提高政府透明度和问责制，增强了公众的权能。我们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心之间存在负相关，这充分说明了社交媒体在中国的强大政治作用。
虽然我们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媒体不适论，尤其是社交媒体，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暗示了中国政治环境的截然不同。中国政府对其媒体体系有很强的影响力，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媒体中，传统媒体是国有媒体，最容易监控，其次是社交媒体和外国媒体。中央政府不仅利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来增强公众对自己的信心，还将其作为监督其治理的监督机构，其中信息被屏蔽的数量减少，引导的数量增加，这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有条件舆论引导”策略。外媒使用是唯一一种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呈负相关的媒体使用类型，这可能是因为政府无法控制在外媒上出现的内容，也无法完全禁止vpn的使用。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社交媒体在支持公民的声音和促进政府的透明度方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而使用vpn为中国公民提供了一扇接收另类信息和观点的大门。
翻译 | 李 仪
编辑 | 李 仪
审核 | 陈 薇、刘晓敏
